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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九月 03, 2005
BBC：秦德纯在东京战犯法庭几乎被轰下证人台
张三按：秦德纯是1937年七七事变的重要当事人，时任29军副军长。既然在东京战犯法庭表现如此，其关于七七事变的证词可信度也就深可怀疑了。
高文彬忆“百人斩”证据发现经过
张慎思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上星期（8月23日）驳回两名前日军的遗属提出的所谓1937年两名日军军官在侵华日军开往南京途中进行"百人斩"杀人竞赛是虚构报道的 诉讼。中国的国际法教授高文彬回忆当年他怎样发现了"百人斩"证据，并为战后的南京审判战犯法庭所采信，最终将刽子手本人送上断头台。
高文彬教授是目前惟一一位仍健在的、中国当年全程参与了东京审判的亲历者。以下是高教授的自述：
年轻秘书取证
我是1946年5月，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刚开庭，便参与了国际检察处的工作，之后又全程参与了东京审判。当时的身份初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处英语翻 译官，半年后转任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主要的工作是参与数以千万计的证据、材料的收集和寻找工作，协助了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等人对日本战犯提起公诉。
东京审判，艰苦卓绝。其难何在？难在证据。
远东军事法庭当时实际采用的是英美诉讼体系，证据采信要求缜密、严格。更为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美、苏对峙已渐形成，美国已不打算严惩 日本军国主义。而当时中方满以为这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审判，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哪里还需要什么犯罪证据？更没有想到证据法运用如此严格。
被法庭斥为空洞无据
国内政府更是忙于内战，无暇顾及审判，前方"斗士"，难以得到自己国家的支撑。因此在诉讼的最初阶段，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害最深、牺牲也最惨烈的中国，完全陷于有怨难伸、有口难言的境地。
并不是说中方没有证据，而是说既然是审判，就会有一套规则，参与者都只能按照这套规则来行事。中方当时由于举证不力，完全处于十分被动、缺乏还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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