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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三月 16, 2006

难忘的"特殊使命" 为晚年毛泽东提供电视节目

1974年,我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当时称北京电视台)文艺部工作。10月下旬的一天,部领导通知我到台里开会。我发现到会的基本上都是中年以上的“老电视”,都是业务骨干和技术尖子,像我这样年轻资浅的则寥寥无几。我预感到可能会有一项重要任务。果然,根据中央的指示,台里决定由我们临时组成一个摄制组,必须在几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连同一整套设备,月底赶赴长沙“执行任务”。领队是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国家广电部副部长王枫。10月29日我们抵达长沙。路上,我才知道我们此行的任务是为毛泽东提供电视节目。毛泽东当时正在长沙。
开始一段时间,工作不怎么紧张,节目大部分是湘剧、花鼓戏移植的“革命样板戏”,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之类。
当时节目的传送方式是通过湖南电视台发射,毛泽东在电视中收看。因为节目内容都很“革命”,所以一般观众很难察觉出什么异常。不过也有例外,有一天,刚刚播完一个节目,老人家打电话要求马上重播一遍。同一个频道,同一个节目,连续播出两次,恐怕是“史无前例”的。节目还没播完,电视台就接了好几个观众电话:“你们怎么搞的,没有节目播了吗?”但当时怎么解释得清呢?只能推说“安排失误,接受批评”云云。

1974年底的一天,我们接到电话指示:准备上传统剧目。这一变动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剧团已有十来年没上演过传统戏了,演员要有一个恢复、熟悉的过程,服装道具也要制作、准备,工作量相当大。再说,怎样把节目发送出去呢?当然绝不能用原有的频道,否则观众都会看到传统戏,在那种年代,电视台公开播出旧戏如何得了?最后决定:开辟第五频道。于是,中央电视台派出专家,与湖南电视台一起昼夜加班,改装好发射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侥幸心理,万一观众偶然收看到了第五频道又怎么办呢?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1975年元旦这一天,我们调试的第五频道首次播出了《打渔杀家》、《野猪林》、《借东风》等几出传统戏,质量很好,接收效果也不错。汪东兴打来电话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第一,对节目表示满意;第二,对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和问候。于是群情振奋,不必细说。
谁知这一天的播出又引起了麻烦:湖南电视台接到几个电话,观众质问为什么播旧戏?电视台推说可能是收到了香港台的信号。观众说,绝对不可能,我们明明听到的是湖南电视台播音员张林芝的声音……为此,我们再也不能装糊涂了,看来必须另寻途径,不能搞发射,只能搞有线电视。

1月2日,我们摄制组连同剧团演员全部进驻湖南省委接待处。这里与湖南第九招待所只一墙之隔,离毛泽东下榻的六号楼只有几十米,架设电缆线很方便。我们在墙外大会议室里摄制节目,同时毛泽东在墙里面通过一台26英寸监视器收看。这样,再也不会惊动观众,只不过又有不少人知道毛泽东的确切住所,况且在仅有一墙之隔的地方开展拍摄工作,会不会对墙内产生干扰甚至在安全上构成威胁?我想上面肯定也考虑过这些问题,只是不得已才这样做,要不然为什么不早些采取这种形式呢?
1975年初,毛泽东的精力还是比较充沛的,老人家几乎每天晚上看节目,而且都要看到深夜,中间从不休息,有的戏要连续看四遍。记得有一天已是深夜一两点钟了,大家都已经进入了梦乡,突然一阵哨音把我们惊醒,接待处打来电话要求马上送节目。我们像部队搞紧急集合一样,大家边穿衣边拿剧本边揉眼睛,跑步来到会议室,只几分钟,一切准备就绪,演出就开始了。
2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接到通知:毛泽东已经平安离开了长沙。警卫处于处长向我们介绍情况时说,由于我们大家的齐心协力,努力工作,毛泽东此次在长沙停留期间,精神很愉快,几个月内体重还增加了6斤。
回到北京以后,稍事休整,我们马上又投入了第二阶段的工作。这一阶段工作任务主要是录制一批各种艺术形式的短篇精品节目,例如侯宝林的相声、闵惠芬的二胡、刘德海的琵琶、蔡瑶铣等人的南昆、北昆。

1976年初,我们奉命第二次南下长沙:这一次任务仍然是为毛泽东录制家乡戏。所不同的是,1974年他是在长沙看,1976年是在北京看。我们每天录制的节目,都是由第二天的专机送往北京。
这次我们以录制传统的湘剧、花鼓戏为主,当然也有一些京剧。剧团翻箱倒柜,把几十年的老底都悉数搬出,演员阵容也空前强大,有些已经离退休甚至于已经改行多年的著名老艺人也纷纷被请回来,披挂上阵,重返舞台,一展当年风姿。其中花鼓戏老演员肖重硅就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点名要看她主演的《刘海砍樵》而临时从某工厂把她请回来的。
开始一个阶段,我们以录制完整的全本大戏为主,如湘剧《生死牌》、《百花记》,京剧《玉堂春》、《红鬃烈马》等等。记得大约从5月份开始,北京方面对剧目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要大戏,只录小戏,不要悲剧,只录喜剧。根据这一情况,我们预感或猜测到,可能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他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看大作品,也经不住悲剧氛围的艺术感染,只能用轻松活泼、带有喜剧色彩的小戏来调剂精神,缓解病情。这一阶段我们录制的节目以短小的花鼓戏为主,如《讨学钱》、《丑人计》、《扯萝卜菜》之类。
1976年7月16日,我们结束了近两年的特殊使命,奉命返回北京。我们回到北京只一个多月时间,就传来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

(沈寅标摘自《钟山风雨》第1期作者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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