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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三月 16, 2006
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华尔街日报》文章：“日本乐见中国的民主未来”（译文）
张三按：对麻生外相的负面印象，因为该文而一扫而空。看来，只是真性情的流露，平时比较口不择言吧。在中国外交部反应的喉舌报道中，似乎是有意地把该文标题中，褒义词“欢迎”（Welcome）翻译成国际关系语境下有挑衅意味的“等待”。“日本乐见中国的民主未来”，变成了“日本等待一个民主的中国”。
日本乐见中国的民主未来
日本外务大臣麻生太郎 为《亚洲华尔街日报》而作
2006年3月13日
我对中国充满信心。如果包括香港在内，中国已经成为我们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促进了我们目前的经济复苏。今后，我们两国的互相依赖将只会变得更加紧密。我很乐意看到中国重返东亚的中心舞台——当中国发展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时候。我相信这一天将会到来。
民主势力在亚洲正在不断壮大。不久以前，一个日本首相想访问一个最近的民主邻国，还要花上一夜时间，往南飞到堪培拉。今天，他只要往西飞两个小时就行了，就能到达首尔，全球最强大民主国家之一的首都。
中国的转型离得越来越近了，我对这个进程的前景充满信心。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的人民都可以证明，长期的经济发展会形成一个稳固的中产阶级，而这个中产阶级将提出越来越多的政治诉求。问题早就不再是中国“是否”，而是中国将“以什么速度”，最终转变成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我可以向我们中国的朋友们保证，日本将帮助中国成功实现这一目标。
想象一下：20年以后，中国在日本的影响将是巨大的。中国的旅游者，从学生到退休老人，将是日本最大的旅游消费群体，他们会充满日本各个著名景点，比如京都。东京的出租车司机将说中国话，而不是英语。中国将是日本经济最大的投资者之一。东京相当部分的商业会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今天，日本公司前往纽约进行投资考察——到那时，他们将先飞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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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特殊使命" 为晚年毛泽东提供电视节目
1974年，我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当时称北京电视台）文艺部工作。10月下旬的一天，部领导通知我到台里开会。我发现到会的基本上都是中年以上的“老电视”，都是业务骨干和技术尖子，像我这样年轻资浅的则寥寥无几。我预感到可能会有一项重要任务。果然，根据中央的指示，台里决定由我们临时组成一个摄制组，必须在几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连同一整套设备，月底赶赴长沙“执行任务”。领队是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国家广电部副部长王枫。10月29日我们抵达长沙。路上，我才知道我们此行的任务是为毛泽东提供电视节目。毛泽东当时正在长沙。
开始一段时间，工作不怎么紧张，节目大部分是湘剧、花鼓戏移植的“革命样板戏”，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之类。
当时节目的传送方式是通过湖南电视台发射，毛泽东在电视中收看。因为节目内容都很“革命”，所以一般观众很难察觉出什么异常。不过也有例外，有一天，刚刚播完一个节目，老人家打电话要求马上重播一遍。同一个频道，同一个节目，连续播出两次，恐怕是“史无前例”的。节目还没播完，电视台就接了好几个观众电话：“你们怎么搞的，没有节目播了吗？”但当时怎么解释得清呢？只能推说“安排失误，接受批评”云云。
1974年底的一天，我们接到电话指示：准备上传统剧目。这一变动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剧团已有十来年没上演过传统戏了，演员要有一个恢复、熟悉的过程，服装道具也要制作、准备，工作量相当大。再说，怎样把节目发送出去呢？当然绝不能用原有的频道，否则观众都会看到传统戏，在那种年代，电视台公开播出旧戏如何得了？最后决定：开辟第五频道。于是，中央电视台派出专家，与湖南电视台一起昼夜加班，改装好发射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侥幸心理，万一观众偶然收看到了第五频道又怎么办呢？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1975年元旦这一天，我们调试的第五频道首次播出了《打渔杀家》、《野猪林》、《借东风》等几出传统戏，质量很好，接收效果也不错。汪东兴打来电话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第一，对节目表示满意；第二，对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和问候。于是群情振奋，不必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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