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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三月 23, 2006
钱钢：从宾雁到冰点
从宾雁到冰点
——纪念《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发表五十周年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钱钢
北京东直门内南小街海运仓二号，是《中国青年报》社。一九五六年，二○○六年，相距半个世纪，在这同一院落，发生了两个历史性事件。前者是该报记者刘宾雁发表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一年后被打成“右派”；后者是该报“冰点”周刊被停刊整顿，正副主编李大同和卢跃刚被撤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重合”是，在文革中打头斗争刘宾雁的人，竟然正是在二○○六年剿灭“冰点”的中宣部新闻阅评组组长。
《本报内部消息》
五十年前此时，“刘宾雁”这个名字，在中国新闻界、文学界和青年团组织中不胫而走。四月，《人民文学》杂志刊登了他的批评性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六月和九月，《人民文学》又刊登了他的《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
在目睹了围绕“冰点”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卢跃刚致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李大同致《中国青年报》总编辑李而亮的公开信以至“停刊”、“撤职”事件）之后，重读《本报内部消息》，你会为历史的循环往复而震惊：
某大城市的党报，在思想僵化、惟领导之命是从的总编辑和明哲保身的总编室主任领导下，脱离实际，索然无味。年轻记者编辑们想要改变办报方针的努力一再受挫。终于有一天，当报纸实行新制度，不再主要靠公费订阅而须向读者零售时，危机暴露无遗：发行量骤跌，人们不要看这张报纸！
刘宾雁并非高天孤雁，这是在一九五六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喧腾氛围里发出的自由声音之一。那个“解冻之年”，你在《中国青年报》能看见《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我们对民主的看法”讨论栏，还有许多批评官员空话连篇或会议成灾的漫画，甚至社论。那一年，中国站在民主的门槛边，中国传媒也站在自由的门槛边。刘宾雁在《本报内部消息》中提出了新闻改革，作为记者，他更身体力行。
一九五七年春，毛泽东号召“整风”，欢迎各界人士批评共产党和政府。五月十三日，刘宾雁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为《上海在沉思中》的报道，记述了“连日举行的几十次集会上，各界人士向党市委领导提出的批评……”，“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还不肯说话……怕‘钓鱼’、怕汇报、怕检讨是主要顾虑”。
刘宾雁一夜间成为“大右派”。他无意间戳中了毛泽东“引蛇出洞”的秘密，毛批示，这是“想把事情搞乱。”反右狂飙袭来，《中国青年报》开始对他进行连日批判。《本报内部消息》被认定“宣扬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和办报路线”，是“向党发射的一支恶毒的暗箭”。
重读《本报内部消息》，你会问，“资产阶级”在哪里？刘宾雁的“办报路线”，不正是中国传媒今天要走的道路？当年刘宾雁所说的“群众喉舌”，被朱镕基写入给“焦点访谈”的题词；温家宝的“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和李长春的“三贴近”，与刘宾雁当年关于报纸要紧密联系群众的观点，又何其相似！虽然，对传媒上纲上线的挞伐依然如故。
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的刘宾雁没有想到，将他划定右派的决定，第一条罪状是“疯狂地攻击党中央和党的各级领导”。五十年后，一条“矛头直指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莫须有指控，又将中青报“冰点”发表的袁伟时先生文章和“冰点”周刊置于死地。
那“最凶的一个”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中青报举行揭发批判刘宾雁的“座谈会”。刘宾雁在自传中写道：“当我刚走进会场，我觉察到似乎有一种像波浪的东西从门口向整个会场扫来——人们好像被什么惊动了。散会之后我才得知，有一个人从这栋建筑的楼上坠楼而死——显然，他是特意选定了这个地点——他最后的身形扫过会场的窗子！”那是刘宾雁的一位同事，仅仅因为赞扬过刘的作品，也受到追查。
我在八十年代见过宾雁，可是除了作品，我并不真正地熟悉他。资讯隔绝，很晚才读到他写于一九八八年的自传。读他的遭遇，泪水一次又一次夺眶而出。眼前浮现的，是这半个世纪中国传媒多灾多难的一幅幅图景。
刘宾雁犯了什么天条？仅仅因为履行一个记者的职责，一个特写作家的使命，说了几句真话，相当克制和委婉地表达了一点改革新闻工作的愿望。“我们宁肯要十个也许不完全正确，但有一定根据的新意见，也不要一百个没错误的、但鹦鹉式的学舌”，这样的话是“反党”？“星星看来比月亮小得多，但可爱的是它发射着自己的光”，这样的话“反动”？在哈尔滨电机厂采访，他贴出条子，请工人有事可以找他谈，这是“煽动工人闹事”？
刘宾雁和大批“右派”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的时候，正是大饥荒的三年。他回忆：
……我饿得双腿浮肿，迈过一个田坎都很吃力。“吃”占有了我的几乎所有思维，并挤掉了廉耻感。我偷吃过地里半生不熟的西红柿。当我身上只有几两粮票和几角钱时，拉着粪车走过北京市街，我几经斗争，仍然抑制不住去买一丁点儿点心吃的欲望。而我明明知道由于我没有工资收入，不能像别人家经常或偶尔买些高价食品给孩子吃，我的几口点心等于是从我孩子的嘴里抠出来的。
一九六六年三月，刘宾雁终于等到了“右派摘帽”。然而，被“宽大”的日子转瞬即逝。一九六六年六月初的一天，中青报楼道上突然贴出满墙大字报，标题是《右派分子刘宾雁反党野心不死》。刘宾雁做梦也不会想到，每天他下班回家，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女同事便打开他从不上锁的抽屉，偷出他下乡期间的日记本，疯狂摘抄所谓“反党思想”。
刘宾雁在自传里记述了他被揪斗的情景：
……最熟悉的办公室里坐着最熟悉的七个人，只不过七张面孔全然变了。七个法官，一个被告。他们坐在各自的写字台前，我一个人站在办公室中央。主审者刘祖禹的经历和政治性格，使我断定他将是对我最凶的一个……，果然，他的第一个动作是猛击桌面，同时大声喊道：
“刘宾雁！你必须脱去伪装，老老实实交代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罪行！”
这位“最凶的”刘祖禹，就是今天的中宣部阅评组组长。
总有一种力量……
五十年了！今天中国传媒的许多遭遇，让人不能不想起刘宾雁的一九五七、一九六六。“冰点”事件激起全球媒体的关注，理所当然。可是在中国大陆以外一些记者的笔下，“冰点”事件的图像被有意无意地简单化了。
我必须说，二○○六，毕竟已不是那些黑色的年份，不是。
酷吏犹在，然强人已去。“冰点”尚可复刊、“冰点”团队尚可存在、李大同和卢跃刚尚没有落入当年宾雁的境遇，这当然算不上什么伟大进步；但中国传媒正在发生的演变，不应被遮蔽。在一些国际场合，我用三个“C”，向朋友们描述今天的中国传媒：Control（控制）、Change（变化）、Chaos（混沌）。经历“冰点”事件，包括看到它近乎荒诞的结局，我更坚定了这一判断。中国在经济、社会、政治诸端都亟需改革，已别无选择。今天的中国传媒，决无可能被极左锈链锁在那个令刘宾雁蒙难的时代。那三个“C”混合在一起，令中国传媒人饱经磨难，也争取到发展的空间。如果看到的只是肃杀和绝望，只是一张长长的被关停传媒的名单，怎么能理解李大同创办的“冰点”，在这个环境下已经生存发展了十年这个事实？
不只是“冰点”。在刘宾雁一九八七年再度遭到整肃后被迫去国的日子里，尽管，他的名字已经被清除到连新闻系学生都陌生的程度，可是，宾雁的精神和力量从未消失。这力量，你从“坚守良知，弘扬正义，彰显爱心”的《南方周末》看见，从不畏强权的《南方都市报》看见，从顽强坚持新闻专业主义规范的《财经》杂志和《新闻调查》看见。刘宾雁一九五六年所呼唤的“独立思考”、“大胆干预生活”，今天已是优秀传媒人的职业准则；刘宾雁在八十年代报告文学运动（其实质是争取新闻自由运动）中开创的“独立调查”、“关注底层”的传统，正被传媒大面积地继承和发展。即使是退潮期的报告文学，继刘宾雁、苏晓康之后，也出现了像《大国寡民》的作者卢跃刚（“冰点”前副主编）这样思想和专业水准均刷新了高度的杰出作家。而传媒的商业化、市井化，则呈现着宾雁在二十年前不曾看见的喧嚣和纷乱，纷乱中露出空隙和机遇。“冰点”，正是在这新闻改革的大气候下破土而出。
“冰点” 是《中国青年报》的一个“周刊”，李大同是要用这块“特区”进行全国性主流大报的改革试验。他认为，这类报纸承担一个国家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传播；承担保障公众对国家大事的知情权和辩论权的宪法使命；是社会正义与良知的重要代言人；在良性运作的前提下，是社会保持稳定与安全的“限压阀”和“预警器”。
“冰点”，有备而来，厚积薄发。李大同和卢跃刚说：“人民要的是什么？是宪法赋予的新闻、言论的自由，是对自己生存环境有价值的信息，是对人间不公的调查和披露，是对强势集团的遏制和对弱势人群的扶助，是对国家民族生存发展所必须的深刻思考。”卢跃刚致赵勇的公开信称：“我们的分歧在于，阁下们在把玩权术，按照官场规则塑造一张听话的‘团报’，而我们想办一张推进中国社会进步，青史留名的好报纸；阁下们要马仔、工具、喉舌，我们进入报社第一天起，就立志改变党报几十年形成的‘奴才文化’、‘小人文化 ’、‘政客文化’……”当二○○六年“冰点”遭遇停刊整顿之时，李大同、卢跃刚更是堂堂正正，手执宪法党章，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传媒维权抗争！
这就是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发表五十周年后中国传媒的生存环境：邪正交织；新旧博弈；历史的进步和历史的倒退并存；传媒冲入市场的双脚急促踉跄而迈向自由的步履艰难沉重；当年加害宾雁的人物仍在加害“冰点”和一切挑战桎梏的媒体，可是新闻改革的燎原星火，阻之无可阻，遏之无可遏。这就是不能非黑即白草率描述的“混沌”。
必须有足够的韧性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我参加过“冰点”筹划创刊时的策划会。并不宽松的舆论环境下，几位学者在寒冷的屋子里言不由衷地发言。以那次会议给我的印象，完全不能想像日后的“冰点”会有如此的辉煌。
李大同的信念是：“我们正处在一种漫长的演化进程中，必须有足够的韧性，不失望，不气馁，坚持按职业良知的要求做下去……”。“冰点”并不因为尚没有 “新闻自由”环境，而放弃一毫一厘的进取。他们的新闻触角，伸向清新的空间或是“缺氧”的角落：从环保、志愿者到文化遗产，从学术腐败、青少年问题到教育改革，从小保姆、打工妹到弱势群体的权利，从公民道德、公共卫生危机到民主选举，从公权力的滥用到各种新的社会矛盾……
毋庸讳言，有的朋友对这一切不无隔膜。一些西方同行，对中国传媒触犯了什么戒条、受到了什么惩处、哪家媒体被关、哪位总编被撤，嗅觉锐敏；而对无数中国传媒人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持久建设，却不甚了了。很少有人像龙应台女士那样，对我们中国传媒人的甘苦有如此深切的体察，对变革中的中国传媒有如此透彻的理解和真诚无私的帮助。
《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先生曾说，“可以有说不出来的真话，可以我们决不说假话。”卢跃刚在致赵勇的公开信中，也曾追述中青报一位副总编辑与前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的谈话︰一、坚决不说假话；二、不主动说假话；三、一定要说假话时，决不发明创造。请注意，正是他们这些“中国特色”的办报原则，使许多优质传媒在混沌的过渡时期一次次闪避凶锋，瓦解控制，赢得民心，抓住了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
是的，这是温和、渐进的“体制内的改革”。比之心目中或是书本上的理想国，它决不完美，甚或扭曲、残缺。然而它有现实的可能，有助于一个有公信力和负责感的、对权力和金钱均清醒保持距离的传媒人群落，在中国土壤里发育壮大；对明天可能到来的“自由”，同样意义深远。
文革结束后，刘宾雁刚刚“复出”，作为《人民日报》记者，他只能被允许在报纸上发表“正面报道”。但他说：“经济改革的成就和它给数以千万计的人民从生活方式到人际关系造成的变化，我也愿意去写。”惟一的一次和刘宾雁近距离交谈，是一九八三年，我在空军招待所和他偶然相遇。问起近况，他说正在采访一个当时全军的“精神文明典型”。看着我吃惊的神情，刘宾雁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我知道怎么写。后来看到他写的是：一个“好人”在怎样一种特殊的环境下行善—— 党风普遍败坏，他无力改变，只能靠微弱的力量做杯水车薪的“好事”。
你可以说这是面对管制的无奈妥协，也可以说这是顾全大局的善意合作，但最重要的，是刘宾雁袒露的坚韧执着和赤子之心。在公开出版的刘宾雁日记中，还记载着：一九八五年，他对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曾庆红、副部长赵启正策划的干部制度改革颇有兴趣，前去和改革操作者们见面，“没想到会谈得那么投机，那么久”。
值得深省的是当政者。五十年前批判宾雁，五十年后整肃“冰点”，被清剿的恰恰都是体制内最宝贵的进步力量。国家像万木甦生而虫害泛滥的大森林，为什么容不下宾雁、“冰点”这样的啄木鸟？如果不是欺人太甚、蛮横到极点，一向忍辱负重、百倍珍惜媒体生存权的李大同、卢跃刚，何至于拍案而起、怒发冲冠？！驱逐正直和善良，只能使邪恶猖獗，盘踞要津的新生代弄权政客，更加肆无忌惮。
“冰点”事件因“义和团”话题而发，极具象征意义。当年的慈禧正是在扑灭了体制内的改良——戊戌维新之后，转而借助民间的蒙昧主义和极端主义来护卫岌岌可危的权力体系。历史无情地证明，把理性逼向愤怒，把合作逼向对抗，把改良逼向革命，国家民族焉有宁日？
今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和中共“八大”召开五十周年，也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文革”结束三十周年。不要坐失这个以史为鉴的重要机会。不要以自私、短视和苟且拒绝对历史的清理。历史面前，没有人混得过去。
半个世纪，从宾雁到冰点，我们有一百个理由喟叹，更有一千个理由相信——相信未来。“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自己应该说的话。”这是宾雁生前希望的墓志铭。而他千千万万的薪火传人，定会将“应该说的话”勇敢地说下去，将“应该做的事”坚韧地做到底。
（袁伟时先生06.3.20日惠寄） (博讯记者：蔡楚)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03/2006032101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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