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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十月 21, 2007
文革专家王年一的一次谈话
王年一的一次谈话（摘录）
原载《往事》第六十三期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五柳村2007年9月29日收到
《往事》编者的话：著名文革史学家王年一老师因病逝世，从此中国史学界痛失一位标志性人物。
为纪念这位《往事》的老朋友，我们将他的一次谈话摘录登出。遗憾的是，王老虽已谢世，我们对他的言论也只能“摘录”——这就是我们身处其间的现实环境，王老在天有灵，当能谅之。
在本次谈话中，王老涉及到两个启发性的问题，一是理论何以成立，一是历史的必然性。他敏锐地抓住了理论的本源问题：“没有实践就没有理论”。这不但触及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触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阿基里斯之踵。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结论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十八、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前者是思辩的，第二者是实证的，后者是基于价值判断的乌托邦。
问题在于，如何从资本主义积累中推论出剩余价值学说？如何从私有制的运行中推论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如何从资本主义矛盾中推论出实行共产主义的未来？
黑格尔曾说，密纳瓦的猫头鹰只有在夜晚才开始飞翔。他的意思是说，只有当历史成为过去，才能有对历史的哲学陈述。也就是说，哲学只提供解释。
但马克思却说，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但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于是，事后的解释变成了预先的设计。
正如王老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论述是很笼统的，很原则的，很少的，而且还有些是错误的，带有空想色彩，带有左的因素。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生活中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
从经验到超验的一跃仍在书斋之内，而从理论到实践的一跃，却如同从哲学的魔瓶里放出一个巨大的幽灵。从此它四处游荡，给世界造成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百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与其创始人的理论不仅存在差距，简直就是南辕北辙。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到现在也弄不清楚。王老引证邓小平的话说，我们没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
王老在谈到曾被捧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行为时说：“不要以为有多少大道理在里边。”他是在恢复常识，恢复被各式各样的宏大叙事和伟人神话淆乱的视听。他是在提醒我们，在进行历史叙述的时候，不能只想到“历史的必然性”，毛泽东率性而为的个性，的确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历史。
王老的去世，使我们再无缘聆听他的教诲。但他的著述仍会被引用，他提出的问题仍会被探讨。他活在历史中，他的生命，比压抑他的权力更久远。
王年一的一次谈话（摘录）
今年（指２００６年），香港一个刊物要我的文章，我开始拒绝了。后来我一想，作为一个文革研究者，文革发动40周年，一点都不表态不好，就想和朋友一起写一篇。可前天我们单位发了一本文件，送到家里，上面印了官方的好多指示，大意讲：不许给国外境外新闻机构写稿，不许在国外境外出书，不许与国外境外的人交往。尽管我不满意，不同意，也没用，我还要遵守，免得给自己找麻烦。
邓小平讲了很多次，我们没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我认为，社会主义对中国来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论述是很笼统的，很原则的，很少的，而且还有些是错误的，带有空想色彩，带有左的因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生活中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没有实践就没有理论。后天失调：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受苏联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苏联实行社会主义是抓住两条：一条是计划经济，一条是公有制。在这两条上做文章。
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情况下，又碰到了这么一个“伟大领袖”毛泽东。毛泽东有很多优点，但是也有很大的弱点，自负。他非常自负，非常自信。他对经济理论不感兴趣，承认不懂经济，可是死不认输，所以他用后一个错误来掩盖前一个错误（当然这不是我的发明创造，王若水指出来的）。他的错误不是理论上的错误，理论上他清醒的很，他是故意的，为了他的利益，他的需要。他并不是不知道刘少奇没有搞资本主义，并不是误解。不，他认为“刘少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符合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并不是先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然后来搞文化大革命，他先搞文化大革命，然后为了论证文化大革命的正确、重要，来制造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是这么一个次序。
建国以后，本来毛主席很想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根据司马璐的回忆（《中共历史的见证》），他到延安的时候见过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这些小青年说：“中国搞社会主义，就要让人民有饭吃，有衣穿，有小汽车。”他要让大家过好日子，这个愿望不能否认，延安时代就有这个愿望，这个不是假的。
毛泽东有一个毛病，往往他缺什么就提倡什么，他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正是骄傲的时候他才说这话。
建国以后他就跟刘少奇闹矛盾，就是山西的土地问题，中国的工会问题等等。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本来创造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说中国缺资本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走不到社会主义的，因为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应运而生的。从战争年代到七届二中全会决议都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一九四九年进了北京城以后，刘少奇还坚持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他在天津对资本家说你们多开几个工厂，剥削有功嘛，大家有饭吃，工人有工做，中国只有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建设社会主义。
从一九五二年起，毛泽东就开始批刘少奇，批周恩来，特别是刘少奇，因为刘少奇提过口号“巩固新民主主义”，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发火了：不但搞资本主义而且还要巩固资本主义？
一九五三年年底，中宣部搞了一个《关于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哲学提纲》，胡乔木他们搞的。毛主席做了大量的反复的修改，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他在《论联合政府》里分析的中国工业多少，农业多少，这些东西都没用。 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的来讲还是不错的，改变了旧社会的面貌，毛泽东不满意：“太慢。”
到了一九五七年就提出了一个叫赶超战略，超英国赶美国。赫鲁晓夫要在多少年之内赶上美国，毛泽东兴之所至啊：我们要在十五年之内赶上英国。后来又急了，十五年改成十年，十年改成八年，最后变成三年。有些老同志也在当中起了不好的作用，比如说王鹤寿（冶金工业部部长），三年赶上英国是他提出来的，毛主席同意了的。
第二年就提出三面红旗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登在《人民日报》上。他老人家说了很多胡话，渺视这个，渺视那个，“对马克思也不要崇拜”。在北戴河作的《建设人民公社的决议》中说，“看来共产主义社会在中国的实现已经为期不远了”！有一种对共产主义的渴望，已经对社会主义不满足了，要搞共产主义。吃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啊，都是他老人家欣赏的，赞成的。根据各方面的研究，毛泽东长期陷入乌托邦的迷梦里，怪圈里，他从年轻时代就崇拜这个东西，还亲自搞过实验。
刘少奇讲了很多话，对毛刺激很大。刘少奇到家乡做调查，看到老百姓生活这么困难，就动感情地说：“老乡们啊，我们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对不起你们，让你们没有饭吃！要把这个教训刻在石头上，让老百姓永远记住。”
饿死人的问题。我现在看到的资料，非正常死亡最多的说七千万，最少是一千万，根据人口统计的推算要远远超过一千万，是四千万。就象王若水讲的，这本帐躲不掉的。刘少奇说了句很精彩的话，“人相食是要上书的！”这给毛泽东敲了警钟：你现在不要得意，将来历史会写上一笔的。
你得承认毛主席的权谋是第一流，权术大师，他有的是办法——发起和苏联论战。不是我们的大跃进失败了吗，赫鲁晓夫骂我们，说我们没有裤子穿——我和你论战。论战又不要粮食，不要钢铁，要些秀才（王力、姚臻、吴冷西这些人）就行了。
现在关于跟苏联的那场论战党内有几种说法，其中一种是邓小平说法：总结教训，外国人的事情我们不要多管，到后来是不会有好处的。这话是很客观的，老实说也是很偏心的，是不讲是非的。还有一种说法，吴冷西的，完全是“客观主义”，哪一年开会，哪一年怎么怎么样，没有自己的任何观点，没有丝毫的自我批评，连邓小平说的话他都没有，还认为我们正确。老的新华社社长啊，就是这种修养。
还有一种说法，比较多的，网上的说法：显然是中国共产党错了。怎么错了？毛泽东要抢苏联共产国际领袖的大旗啊。中国开始论战的时候提出“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你提总路线干什么？提总路线的意思就是你们大家拥护我的总路线，在我的旗下。老人家不把赫鲁晓夫放在眼里啊，觉得他是后辈啊。这一打打了十年，怎么样？没有成功，失败了。怎么失败了？各国共产党还拥护苏联，我们没有几家拥护，虽然我们给了些钱、东西、粮食啊。相反的，我们把各国共产党搞的一分为二，你比如说巴西共产党，一家一半，一半拥护我们的，小党，我们给加个括弧——马列；不拥护我们的——老党，好象共产党都不信马列了。1966年7月8日毛写给江青的信中说“世界上大部分的共产党都不信马列了”。论战事实上也不会成功，因为好多地方讲蛮理，比如批“和平共处”，和平共处有什么原则性错误啊？还有“九评”中好几评讲过：要肯定个人崇拜，否定个人崇拜那是否定领袖的作用。
论战不成功怎么办呢。再来一个运动，改变大家的视线，改变大家的印象，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想了几年想出来这么个主意。发动文化大革命要干什么呢？算总帐。凡是反对过他主张的人，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他都要清算一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他过生日的那天跟王力、江青讲了一些话，说这场斗争是从建国开始就存在的，一个要搞社会主义，一个要搞资本主义，这种斗争一直到今天（他给他的政敌加个帽子，叫“搞资本主义”，说自己要搞社会主义）。六六年他73岁，要考虑自己的后事了，后事如何，百年之后的名声究竟怎么样？他讲趁他现在还没死，把建国以来的帐统统算一算，究竟哪个对，哪个错。这种想法说的不大好听就是非常狂妄的，什么都不放在眼里。曾经有两个人经过中央批准访问汪东兴。汪是推脱的，说这个问题中央档案馆有你们可以去查，这个问题啊呀记不得了，那个问题当时我就不知道，但是汪东兴说了句真话，他说：“毛主席最大的特点是从来不受任何人的支配，独立见解，独立人格。”很显然他讲这话是有个人用意的，因为外面盛传毛受汪支配，所以他讲这话是摘开他自己，说毛主席不受任何人支配，当然也不受我汪东兴支配了。但我认为这句话讲的很对。毛是何等人物啊？他是不会上当受骗的。所以说江青想骗毛主席那是不可能的，林彪想骗毛主席也是不可能的。放心，他的部署是非常严密的。现在《决议》说他被这个利用，被那个利用都是不可能的。凡是文革大事我们都经过，内情不一定很了解，但是大体都了解。比如搞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开始林彪还勉勉强强的，不大愿意，还和江青吵了一架，江青最终说出来了，“是毛主席叫我来的，请尊神”，现在档案都在。那个座谈会纪要是毛本人修改过的，重要的地方是他改的。再比如夺权，那是他和谁商量的？和林彪商量的啊？没证据。号召夺权是老人家的意思。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家可能没大注意：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的大会。天安门的动员大会是毛主席决定要开的，毛穿上了军装。林彪在大会上讲话，讲话是陈伯达起草的，经过毛审阅的，毛提出让林彪在大会上念念，表示军队支持搞文化大革命了。再根据《晚年周恩来》等等回忆，林彪打报告要辞职不干，多次讲过他做接班人不合适，能力不够，随时准备让给别人。这些文献上都有，他多次这样讲，叫人不要喊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这都是有案可查的。
有位朋友提过一个很好的命题。他说：“一九六六年刘少奇和邓小平搞镇压学生那一段很可以拿来研究，这又是反右派，打击面之广是很厉害的。”我觉得他提的这个题目很有水平，没有人研究过，因为看在刘、邓的面子上不好研究。其实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学部）近代史研究所编了一本书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很厚一本。在那本书上资料非常的全，他在那个学校讲，这个学校讲，确实是杀气腾腾，所以后来毛那么愤怒也是有来由的。不少人都打了反革命。不拥护党委的，说党委坏话的打成反革命，思想作风上有问题的，也是反革命，后来为什么一解放了大家很高兴，很拥护毛主席？打成反革命以后又把他们解放了，当然他们拥护了。
毛想把中共党的历史清理一下，是非整理一下，究竟谁对谁错。他想通过这个实践建立一个比人民公社更大的新世界，工农兵学商，五七指示，按照那个纲领搞。他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号给林彪的批示不是偶然的，不是即兴的，是深思熟虑的。八月一号《人民日报》有个社论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大学校”，阐发了他的意见 ——当然不会成功了，结果越搞越乱，越搞越乱，后来只好真正借重于军队了，支左、支工、支农啊。这样子军队坐大，革委会当头儿的都是军队的了，中央各部委头头也是军人，总后二级部的部长都调到中央当了部长，担任军代表，他还有一个军委办事组，等等。这样军队力量相当的大。所以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 “苏联说我们是军事官僚专政。”可见他对军队是非常敏感的，说的不好听为非作歹就仗着手上有军队，把军权当作他的命根子。他对这一点非常之警惕，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就定了一条，凡是调动一个排以上军队的命令要军委主席批准。
九届二中全会说林彪不听他的话，其实并不是不听他的话，他的话你摸不清楚。毛老人家诡计多端，大事小事他都有计，所以弄不清哪个是计哪个不是计。而且他也不许你弄清楚，谁弄清楚谁倒霉（他自己说《二十四史》看了十四遍。久浸其中，必受影响。举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很小的例子：批判吴晗，耍了多少花招啊？）。五个常委四个主张设国家主席，一个主张不设，主张不设的是毛泽东，主张设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林彪四个常委。
毛主席最早对林彪有意见是一九六七年七二零事件。他发现省军区、人武部都支持保守派。他满肚子火，做了指示：要武装左派，要发一百万支枪。当时上海没发，北航红旗发了，人民日报报道的。他的理论是右派有枪左派没枪那不是吃亏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指示给江青。结果林彪对文化大革命越来越搞不通，他让黄永胜顶中央文革，讲：对中央文革要软顶，不能硬顶。
邱会作说，我一生犯了很多错误，什么错误我都可以承认，就有一条错误我不可能犯，什么错误呢？“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奋斗一生，出生入死，为了什么？不都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吗，我颠覆它干吗？”
毛跟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闹分裂。林要发展生产，十大报告说林、陈的报告是“唯生产力论”的报告，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报告。
毛在讲江青的时候说她是过渡性人物，因为她有好多优点，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不动摇，有她的原则性。他是说过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结果一直拖下去了。现在给了另样解释——可见毛的决心之大：横竖都要解决。真是人嘴两张皮，随你怎么说。
毛主席有时候胡思乱想。人老了嘛，跟我们现在的脑子差不多，想这个想那个，另外一天这么长时间也没事，没事看看古书，《二十四史》，再没事就找几个女友来玩玩，打打闹闹的，再没事就算计人，该算计谁啦？“拥护以聂荣臻为代表的……”，拥护你，不拥护我啊？有的书上说他有多疑症、妄想症。处于这样的高位，一点儿也不奇怪。有时候不要以为有那么多大道理在里边。因为都是人，人犯的错他们都会犯。我们心平气和地讲，周恩来是伟大人物吧？可他也做过苟且的事，他昧着良心做苟且的事！他知道事情是怎样的，他偏要那样做。他不知道卜占亚是怎么样的人啊？为了顺从毛的意志不得不这么做，他不这么做自己倒霉。这里并没有多大的道理，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
文化大革命拖拖拉拉、拖拖拉拉的，假如他老人家不去世还结束不了。毛从好的愿望走到愿望的反面，可以讲他不会愿意把中国搞坏吧，不一定吧？可是最后他搞成这个样子，造成的后果到现在还依然存在。
（关于长征中张国焘“武力解决中央”密电）根据历史的考证，说张国焘这个电报有没有证据呢？没有证据，谁也没见到过，是闹了一个笑话。什么笑话呢，沈阳军区空军有个副司令吕黎平，写了一篇回忆录，登在《解放军报》。说他在长征途中（他是作战参谋），没事，散步，走着走着走到机要室，遇到战友了，看到他们正在收电报。收到一份什么电报呢？收到张国焘发给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让他们武力消灭中央。他说他把电报送给叶帅，叶帅送给毛主席，所以毛主席夸赞叶：“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我看到这个回忆录以后，大吃一惊：这么大的问题，我们解放军五十年代搞建军三十年征文，全军轰轰烈烈的，大张旗鼓的，还出了好几本丛书，《星火燎原》等，你怎么不投稿啊？
第二个，我怀疑了，就开始查各种档案。什么档案呢？《开除张国焘的决定》，张国焘逃到武汉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答记者问（披露张国焘的罪行），共产国际批判张国焘的电文，新华社社论，《解放日报》的社论等等，都没有这个记载。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请教吕黎平同志：何以这么多历史文献里面一个字都没有记载？你一个作战参谋散步怎么散步到机要室去了？我们都是部队的同志，机要室是能随便散步的吗？文章发表在历史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上。他又发表了一篇（内容我忘记了），我又回了一篇。朱玉帮了大忙，他找到了左路军的电台台长、右路军的电台台长，两位台长写了书面证明：在我任上没有见到张国焘叫徐向前、陈昌浩武力消灭中央的电报，谁要发电报必须经过我台长的手，是指定专人翻译的，所以我们的证明是权威的。右路军电报台的台长叫宋侃夫，是全国总工会的副主席，他说：“从来没看到过这份电报。”
还有一个人，是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我是在《党史研究资料》上发现的。他参加了这个会议，说张国焘主持会议，让发电报给徐向前、陈昌浩要怎么样怎么样，要大家讨论，大家都不同意，所以最后电报没发成。这人是中央委员一级的人物。
文章发表后，平静了一段。
过了一段时间，叶剑英元帅放了个风：电报还在，就在我这儿，你们要看就来看。我们党史教研室的主任说：“这个老帅不像话了，这个电报怎么放在你个人身上？这么几十年了还放在个人身上啊，这不合党的规矩。”（现在这个老同志也去世了，也是老红军。）
后来，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还有有关单位集体给叶剑英打报告：我们要看那份电报。于是，某年某月某日，大家浩浩荡荡，十个人左右吧，到叶帅那儿去了。大家行礼如仪，秘书进去报告，叶帅出来，坐在客厅当中，“大家来看电报的啊？”等了一会儿，大家不能老等啊，快把电报拿出来啊？老帅一会儿掏掏掏，掏出来了，说：“在这儿呢。”大家一看，是吕黎平回忆录，从《解放军报》剪下的这么一块。大家当时想笑也不敢笑：这人老了爱开玩笑啊？你说“电报还在”，这是电报吗？
后来这件事只好作了记录，存档。这是在叶帅去世前一两年。
事情还没有完。给叶帅写传记的某人又写了一篇文章，说怎么没有呢？明明就是有嘛。没有毛主席怎么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说的谁呀，叶帅，说的什么事啊，就是这份秘密电报。
这两句话，毛泽东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的，档案可查。有前言有后语，大意是这样的：叶剑英同志对批判彭德怀是很积极的，最近编了一本书，批彭德怀批的很好，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两句话怎么能安到秘密电报上去？
我们在第二篇文章中披露了，毛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延安批判张国焘的时候有一段话，讲到长征当中的事情，说张国焘要南下彻底解决路线问题，开展党内斗争。是说他要“南下开展党内斗争”，没有说“武力解决中央”。这是第二个证据。
第三个证据，本来毛泽东选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一个注解，说：张国焘有电报，要武力解决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得早，五十年代初，五三年左右）。到后来我们论战开始以后，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把这个注释撤消了，不要了。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那是简单的啊？说取消就取消了？
总之，我们研究历史是很严肃的事情，不能含含糊糊的。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