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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四月 21, 2005
多谈主义
－朱雨心－
胡适先生说：少谈主义，多研究实际问题。并且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
此言大谬。长期以来，我们不是“主义”谈的太多，而是谈的太少，从来就没有把各种“主义”谈正确，谈清楚，谈透彻过。中国的高等院校，不论文科还是理科，最大的问题，就是“主义”谈的太少。头一等的大学，是制造“主义”。第二等的大学，是谈“主义”。那末等的大学，才是尽培养些做“实际问题” 的书办，工匠之类。我们多的是末等大学，少的是头等大学。胡适先生也算是中国学术界的顶尖人物了，都尚且如此不耐烦谈主义，其余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中国，主义谈的比较多的，是先秦诸子百家那段时间，后来越来越少谈主义了。幸亏那时谈主义，否则，真是要“万古长如夜”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觉得那时主义谈的不够。在面临“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今天，当务之急，就是要多谈主义，才能继往开来。
一，先谈法西斯主义。
世人都说法西斯坏，然而，法西斯到底什么东西？坏在哪里？没有几个人说的清楚。那怎么就都说法西斯坏呢？世上的事，就是那么怪，多的，是无缘无故的爱，无缘无故的恨，少的，反倒是有缘有故的爱，有缘有故的恨。
法西斯主义包含的内容很多，简单地说，基本上是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再加上爱国主义。在希特勒上台前，法西斯主义就已经在德国流行了，德国人是自愿接受了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因为希特勒的强制推行或宣传。至少可以这样讲：德国人接受法西斯主义的自愿程度，远远高于中国人接受共产主义的自愿程度。德国人认识法西斯主义的清楚程度，也应该远远高于中国人认识共产主义的清楚程度。德国人的道德，就算不比中国人高，恐怕也不比中国人低多少。世上是有坏人，但是，存心追求明知是坏的东西的人，却是不多的，不存在德国人忽然都坏了良心，存心追求一种主旨就是要人做坏事的主义的可能。
当然，希特勒及其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也接受法西斯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主要鼓吹者。也正因为这样“顺应民意”，希特勒才被民主选举上台。就那时的德国人而言，套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说，那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法西斯主义。
果然，在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下，德国迅速治好了战争创伤，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上了一个台阶”，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不到十年功夫，便成了世界强国，迫使其它列强不得不废除或修改以前强加给德国的不平等条约。德国人民当时的伟大领袖希特勒，更是万民拥戴，如日中天。
德国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德国相当于欧洲的中国，在向现代政治，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比欧洲主要大国慢了一步。而中国在向现代政治，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又比世界主要大国再慢了一步。这慢一步，损失巨大。这边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那边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德意志。德国因为援助奥匈，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埋下了二战的种子。中国因为援助朝鲜，而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导致了中日再战。
也许真是因为“共同的遭遇，把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中国人与德国人的关系一直都比较近。从北洋水师的军舰，到蒋委员长的洋枪洋炮，都是从德国来的。德国是抗战初期中国的唯一军火来源。当时还有德国军事顾问团，并参与初期抗战。不但如此，蒋委员长在三十年代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实际上就是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出发点和目的，与德国人搞法西斯主义一样，都是要改善人民的精神面貌，凝聚起人力物力到民族复兴这件大事上来。蒋委员长抗战可不是为了什么“消灭法西斯”，恰恰相反，蒋委员长推行法西斯主义，正是为了准备抗战。
蒋委员长领导中国坚持抗战八年，基本战略完全正确：即以持久战等待国际形势变化，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从而奠定了中国复兴的基础。抗战胜利的头功，当然是蒋委员长的。
把第二次世界大战说成是“反法西斯主义”战争，完全是胡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明明是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种族战争，根本就不是宗教战争。
中国人抗日，并不是因为日本人搞法西斯主义。假如日本人不搞法西斯主义，难道我们就不抗日了吗？中日之间的战争，根本就不是宗教战争，不论日本人搞什么主义，打什么旗号，我们都照样要抗战。实际上，日本人与中国人，同人种，同文化，同宗教，当时的中国与日本，没有任何“主义”之争。可以说，日本是世界上与中国最没有“主义”之争的国家。中国人抗日，根本就不是反对日本人的什么“主义”，而是反对日本人的种族奴役。中日战争，是纯粹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种族战争，没有半点宗教战争的成分。
西洋人政教合一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西洋人历史上，宗教战争绵延不断，脑子一时转不过来，顺口把二战也说成是宗教战争，虽然荒谬无比，到也情有可原。而中国人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宗教战争，根本不应该口误，实际上也不是口误，而是跟着西洋人瞎嚷嚷，是西方文化污染的一个例子。把二战说成是宗教战争，是对西洋人非常有利的说法，但是，却是对中国人非常不利的说法，中国人为什么要跟着西洋人瞎嚷嚷呢？
把第二次世界大战说成是宗教战争，不但不符合事实，而且，这种说法所隐含的思想意识，是今天以及今后造就大批汉奸的思想基础。
纳粹，是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缩写的汉语的音译。本来，按汉语的习惯，可以简称为：德民社工党，或进一步简称为：社工党。为什么这些都弃而不用，反而用了个没有人看的懂的词呢？原因其实很简单的：看的懂的东西，容易引起思想混乱；反到是看不懂的，不容易引起思想混乱。世上的事，就是那么怪。
法西斯主义与纳粹，是彼此有关系，但不同等的两件事物。好比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彼此有关系，但是又不完全是同一回事。譬如，中国共产党上台后强制推行一夫一妻制。其实，从共产主义的教义看，一夫一妻制是最反动的男女关系。这个，恩格斯早就说过了。“无夫无妻制”才是真正共产主义的男女关系。中国共产党搞一夫一妻制，不但违背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也违背共产主义的教义，是双重背叛。因此，从共产党的行为来理解共产主义，常常是不正确的。同样的道理，从纳粹的行为来理解法西斯主义，也会是不正确的。
法西斯这个名词，来源于古罗马权杖的名称，由此推其本意，大概应该是“国家权威主义”的意思。法西斯主义起源于意大利。墨索里尼说：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反作用”。是对什么东西的反作用呢？是对欧洲从法国大革命以后涌现的，在当时流行的，许多主义的反作用。首先，法西斯主义是与共产主义完全相反的，其次，法西斯主义也与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等有冲突。
爱国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核心内容。而爱国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的东西。国家，在共产主义里，本是一个负面东西。国际主义才是共产主义的核心内容。共产党唱的最神圣的歌是《国际歌》，追求的是“英特纳雄奈尔”，即，国际主义。为什么这歌唱到要紧关头，忽然不用明明白白的“国际主义”一词，而改用不知其所以的“英特纳雄奈尔”了呢？原因就是前面讲的：看的懂的东西，容易引起思想混乱；反到是看不懂的，不容易引起思想混乱。为什么呢？这其中涉及到上个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深层次的原因，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待日后有空再另议。
其实，看不懂，也照样引起思想混乱，只不过与看的懂的，乱的不一样而已。所以，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先前爱某主义是因为无知，后来改成恨该主义还是因为无知。而且，往往越是无知，越是先前爱的要命，而后恨的要死；往往越是无知，越是爱憎分明，爱与恨之间的转换，越迅速，越彻底，越频繁。那么智者呢？往往立场不怎么鲜明。先前也并不怎么爱，后来也并不怎么恨。真可谓“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老子）。
正因为爱国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核心内容，任何带有爱国主义内容的东西，常常自然就包含了法西斯主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小布什的《爱国法》一出笼，人们立刻就闻到一股法西斯主义的气味。
法西斯主义与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等，其实并不正面抵触。法西斯主义反对的是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等所包含的，任何与国家利益不一致的内容。用我们熟悉的话说：法西斯主义要求“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法西斯主义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时，应该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国家利益；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等与国家利益冲突时，应该限制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等以维护国家利益。小布什的《爱国法》不就是这样的吗？有人说小布什搞法西斯主义，那是一点都不冤枉的。
再用我们熟悉的例子作个比方：“大河有水，小河满”，这是法西斯主义；小河有水，大河满，这是自由主义；大河，小河，“一片汪洋都不见”，这是共产主义。
讲到这里，必定许多人心里嘀咕：爱国主义到底好不好呢？这个本来不是本文所关心的事。本文所关心的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这一类的问题。“好不好”，是完全另一类的问题，是美学问题或宗教问题。美学的问题，一万个人，可能有一万种不同的答案，张三认为瘦的好，李四认为胖的好，永远都讨论不出个结果来。当然，美学的问题，至少还是可以用统计的方法，多少弄点结论出来。宗教的问题，正好相反，问题还没出来，结论就已经早就有了，不论什么人，答案必定永远都是同一个，那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呢？话虽如此说，这个问题倘若不先稍议一议，许多人睡不着觉。
鲁迅先生说：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做装饰的地面。顺着鲁迅先生这话的意思作些修改：我不爱野草，但我更憎恶这以野草做装饰的地面。有了这两层意思，差不多就可以回答爱国主义好不好的问题了：不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爱国主义，本是邪恶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并不美丽的野草。
爱国主义本是现代民族国家出现而产生的衍生物。而现代民族国家，是建立在卢梭的“主权在民”这样的民主概念上的。民主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及其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是从根本上不相容的，这从而又反过来动摇民主本身的道德基础。自由，平等，博爱，是国际主义的，民主以及现代民族国家却是种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当然也就是一种种族主义。然而，邪恶的，是民主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及其制度这样的，由爱国主义做装饰的，“地面”，而不是在其上生长的爱国主义本身。这也就是为什么欧洲在完成了从君主制“地面”到现代民主制“地面”的转变后，立刻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后不过二十年，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其规模，烈度，频率，远远超过了原先的君主制。在民主面前，自由，平等，博爱等等不堪一击。
爱国主义有正义的，也有不正义的。一个弱小民族的爱国主义，往往是正义的；一个强大民族的爱国主义，往往是不正义的。以当时的德国而言，慕尼黑协议，标志着德国推翻了列强对德国的压迫。大致上以慕尼黑协议为分界，这之前，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及其爱国主义基本上是正义的，之后走向不正义，倘若暂且不考虑犹太人的问题的话。
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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