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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四月 21, 2005

多谈主义

-朱雨心-

  胡适先生说:少谈主义,多研究实际问题。并且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

  此言大谬。长期以来,我们不是“主义”谈的太多,而是谈的太少,从来就没有把各种“主义”谈正确,谈清楚,谈透彻过。中国的高等院校,不论文科还是理科,最大的问题,就是“主义”谈的太少。头一等的大学,是制造“主义”。第二等的大学,是谈“主义”。那末等的大学,才是尽培养些做“实际问题” 的书办,工匠之类。我们多的是末等大学,少的是头等大学。胡适先生也算是中国学术界的顶尖人物了,都尚且如此不耐烦谈主义,其余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中国,主义谈的比较多的,是先秦诸子百家那段时间,后来越来越少谈主义了。幸亏那时谈主义,否则,真是要“万古长如夜”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觉得那时主义谈的不够。在面临“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今天,当务之急,就是要多谈主义,才能继往开来。

  一,先谈法西斯主义。

  世人都说法西斯坏,然而,法西斯到底什么东西?坏在哪里?没有几个人说的清楚。那怎么就都说法西斯坏呢?世上的事,就是那么怪,多的,是无缘无故的爱,无缘无故的恨,少的,反倒是有缘有故的爱,有缘有故的恨。

  法西斯主义包含的内容很多,简单地说,基本上是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再加上爱国主义。在希特勒上台前,法西斯主义就已经在德国流行了,德国人是自愿接受了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因为希特勒的强制推行或宣传。至少可以这样讲:德国人接受法西斯主义的自愿程度,远远高于中国人接受共产主义的自愿程度。德国人认识法西斯主义的清楚程度,也应该远远高于中国人认识共产主义的清楚程度。德国人的道德,就算不比中国人高,恐怕也不比中国人低多少。世上是有坏人,但是,存心追求明知是坏的东西的人,却是不多的,不存在德国人忽然都坏了良心,存心追求一种主旨就是要人做坏事的主义的可能。

  当然,希特勒及其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也接受法西斯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主要鼓吹者。也正因为这样“顺应民意”,希特勒才被民主选举上台。就那时的德国人而言,套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说,那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法西斯主义。

  果然,在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下,德国迅速治好了战争创伤,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上了一个台阶”,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不到十年功夫,便成了世界强国,迫使其它列强不得不废除或修改以前强加给德国的不平等条约。德国人民当时的伟大领袖希特勒,更是万民拥戴,如日中天。

  德国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德国相当于欧洲的中国,在向现代政治,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比欧洲主要大国慢了一步。而中国在向现代政治,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又比世界主要大国再慢了一步。这慢一步,损失巨大。这边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那边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德意志。德国因为援助奥匈,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埋下了二战的种子。中国因为援助朝鲜,而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导致了中日再战。

  也许真是因为“共同的遭遇,把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中国人与德国人的关系一直都比较近。从北洋水师的军舰,到蒋委员长的洋枪洋炮,都是从德国来的。德国是抗战初期中国的唯一军火来源。当时还有德国军事顾问团,并参与初期抗战。不但如此,蒋委员长在三十年代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实际上就是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出发点和目的,与德国人搞法西斯主义一样,都是要改善人民的精神面貌,凝聚起人力物力到民族复兴这件大事上来。蒋委员长抗战可不是为了什么“消灭法西斯”,恰恰相反,蒋委员长推行法西斯主义,正是为了准备抗战。

  蒋委员长领导中国坚持抗战八年,基本战略完全正确:即以持久战等待国际形势变化,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从而奠定了中国复兴的基础。抗战胜利的头功,当然是蒋委员长的。

  把第二次世界大战说成是“反法西斯主义”战争,完全是胡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明明是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种族战争,根本就不是宗教战争。

  中国人抗日,并不是因为日本人搞法西斯主义。假如日本人不搞法西斯主义,难道我们就不抗日了吗?中日之间的战争,根本就不是宗教战争,不论日本人搞什么主义,打什么旗号,我们都照样要抗战。实际上,日本人与中国人,同人种,同文化,同宗教,当时的中国与日本,没有任何“主义”之争。可以说,日本是世界上与中国最没有“主义”之争的国家。中国人抗日,根本就不是反对日本人的什么“主义”,而是反对日本人的种族奴役。中日战争,是纯粹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种族战争,没有半点宗教战争的成分。

  西洋人政教合一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西洋人历史上,宗教战争绵延不断,脑子一时转不过来,顺口把二战也说成是宗教战争,虽然荒谬无比,到也情有可原。而中国人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宗教战争,根本不应该口误,实际上也不是口误,而是跟着西洋人瞎嚷嚷,是西方文化污染的一个例子。把二战说成是宗教战争,是对西洋人非常有利的说法,但是,却是对中国人非常不利的说法,中国人为什么要跟着西洋人瞎嚷嚷呢?

  把第二次世界大战说成是宗教战争,不但不符合事实,而且,这种说法所隐含的思想意识,是今天以及今后造就大批汉奸的思想基础。

  纳粹,是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缩写的汉语的音译。本来,按汉语的习惯,可以简称为:德民社工党,或进一步简称为:社工党。为什么这些都弃而不用,反而用了个没有人看的懂的词呢?原因其实很简单的:看的懂的东西,容易引起思想混乱;反到是看不懂的,不容易引起思想混乱。世上的事,就是那么怪。

  法西斯主义与纳粹,是彼此有关系,但不同等的两件事物。好比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彼此有关系,但是又不完全是同一回事。譬如,中国共产党上台后强制推行一夫一妻制。其实,从共产主义的教义看,一夫一妻制是最反动的男女关系。这个,恩格斯早就说过了。“无夫无妻制”才是真正共产主义的男女关系。中国共产党搞一夫一妻制,不但违背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也违背共产主义的教义,是双重背叛。因此,从共产党的行为来理解共产主义,常常是不正确的。同样的道理,从纳粹的行为来理解法西斯主义,也会是不正确的。

  法西斯这个名词,来源于古罗马权杖的名称,由此推其本意,大概应该是“国家权威主义”的意思。法西斯主义起源于意大利。墨索里尼说: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反作用”。是对什么东西的反作用呢?是对欧洲从法国大革命以后涌现的,在当时流行的,许多主义的反作用。首先,法西斯主义是与共产主义完全相反的,其次,法西斯主义也与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等有冲突。

  爱国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核心内容。而爱国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的东西。国家,在共产主义里,本是一个负面东西。国际主义才是共产主义的核心内容。共产党唱的最神圣的歌是《国际歌》,追求的是“英特纳雄奈尔”,即,国际主义。为什么这歌唱到要紧关头,忽然不用明明白白的“国际主义”一词,而改用不知其所以的“英特纳雄奈尔”了呢?原因就是前面讲的:看的懂的东西,容易引起思想混乱;反到是看不懂的,不容易引起思想混乱。为什么呢?这其中涉及到上个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深层次的原因,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待日后有空再另议。

  其实,看不懂,也照样引起思想混乱,只不过与看的懂的,乱的不一样而已。所以,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先前爱某主义是因为无知,后来改成恨该主义还是因为无知。而且,往往越是无知,越是先前爱的要命,而后恨的要死;往往越是无知,越是爱憎分明,爱与恨之间的转换,越迅速,越彻底,越频繁。那么智者呢?往往立场不怎么鲜明。先前也并不怎么爱,后来也并不怎么恨。真可谓“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老子)。

  正因为爱国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核心内容,任何带有爱国主义内容的东西,常常自然就包含了法西斯主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小布什的《爱国法》一出笼,人们立刻就闻到一股法西斯主义的气味。

  法西斯主义与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等,其实并不正面抵触。法西斯主义反对的是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等所包含的,任何与国家利益不一致的内容。用我们熟悉的话说:法西斯主义要求“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法西斯主义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时,应该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国家利益;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等与国家利益冲突时,应该限制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等以维护国家利益。小布什的《爱国法》不就是这样的吗?有人说小布什搞法西斯主义,那是一点都不冤枉的。

  再用我们熟悉的例子作个比方:“大河有水,小河满”,这是法西斯主义;小河有水,大河满,这是自由主义;大河,小河,“一片汪洋都不见”,这是共产主义。

  讲到这里,必定许多人心里嘀咕:爱国主义到底好不好呢?这个本来不是本文所关心的事。本文所关心的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这一类的问题。“好不好”,是完全另一类的问题,是美学问题或宗教问题。美学的问题,一万个人,可能有一万种不同的答案,张三认为瘦的好,李四认为胖的好,永远都讨论不出个结果来。当然,美学的问题,至少还是可以用统计的方法,多少弄点结论出来。宗教的问题,正好相反,问题还没出来,结论就已经早就有了,不论什么人,答案必定永远都是同一个,那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呢?话虽如此说,这个问题倘若不先稍议一议,许多人睡不着觉。

  鲁迅先生说: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做装饰的地面。顺着鲁迅先生这话的意思作些修改:我不爱野草,但我更憎恶这以野草做装饰的地面。有了这两层意思,差不多就可以回答爱国主义好不好的问题了:不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爱国主义,本是邪恶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并不美丽的野草。

  爱国主义本是现代民族国家出现而产生的衍生物。而现代民族国家,是建立在卢梭的“主权在民”这样的民主概念上的。民主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及其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是从根本上不相容的,这从而又反过来动摇民主本身的道德基础。自由,平等,博爱,是国际主义的,民主以及现代民族国家却是种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当然也就是一种种族主义。然而,邪恶的,是民主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及其制度这样的,由爱国主义做装饰的,“地面”,而不是在其上生长的爱国主义本身。这也就是为什么欧洲在完成了从君主制“地面”到现代民主制“地面”的转变后,立刻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后不过二十年,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其规模,烈度,频率,远远超过了原先的君主制。在民主面前,自由,平等,博爱等等不堪一击。

  爱国主义有正义的,也有不正义的。一个弱小民族的爱国主义,往往是正义的;一个强大民族的爱国主义,往往是不正义的。以当时的德国而言,慕尼黑协议,标志着德国推翻了列强对德国的压迫。大致上以慕尼黑协议为分界,这之前,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及其爱国主义基本上是正义的,之后走向不正义,倘若暂且不考虑犹太人的问题的话。

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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