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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十月 11, 2005
刘德有：在日本采访中日复交
张三按：回首前尘，几如梦幻。即时当然被称为“极左”，可得而再乎？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对于愚民，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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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5年03月11日17:05
在日本采访中日复交
刘德有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置身于东京深深地感到，执政近8年的佐藤政府一味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明显地走进了死胡同。
自从1970年秋季以来，加拿大、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相继与中国建交，世界上承认中国的国家顿时增加。到了1971年，情况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佐藤内阁在对 华问题上日子越来越难过。 就在这时，在日本名古屋围绕着举行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开展了一场有声有色的“乒乓球外交”。
“乒乓外交”——中日复交的序曲
1971年春，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主导下成功开展的“乒乓外交”，使“小球推动了大球”，不仅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而且也成为后来中日复交的序曲。
这年年初，我收到新华社总社通知，要我到名古屋为中国乒乓球队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抽签。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国际大赛抽签，甚感责任重大，生 怕抽签结果对中国队不利。后来，行家告诉我，对于抽签不必过于担心，因为主办者会安排，决不让强队一上来就与强队相遇。
3月21日，中国派出阵容强大的乒乓球代表团到达名古屋。当时不论是东京分社还是乒乓球队的随团记者，谁也没有想到中日关系会像后来发展的那样快。
说到邀请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第31届世乒赛，不能不提到日本乒协会长、亚洲乒联主席后藤钾二先生。他是爱知工业大学校长，性格豪爽，有一股倔脾气。尽管他在日本被认为思想倾右，但他坚定地认为，31届世乒赛如果没有高水平的中国队参加，那将是一次低水平的国际比赛，就没有意义。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台湾占据亚乒联席位的现状。为此，后藤钾二下决心要把台湾从亚乒联清除出去，如果他的这一提案被否决，他就辞去亚乒联主席职务。
当时，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和村冈久平为推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世乒赛，他们往返于东京、名古屋，又来往于东京、北京之间。他们多次到东京的中国 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和中国记者团驻地，传达后藤钾二先生的想法：１、无论如何也要请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来名古屋参赛；２、他主张取消台湾在亚 乒联席位的提案一旦被否决，就辞去亚乒联主席职务，另外成立新的亚洲乒联。看来，后藤的决心是很大的。
1971年1月25日，后藤先生带着村冈久平和随员森武、小田悠祐前来中国访问。他是为邀请中国参加31届世乒赛而访华的。然而，由 于当时中国国内极“左”思潮泛滥，双方在会谈中，中方有人要求在会谈纪要中写进“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甚至还要求最好把“中日关系政 治三原则”这段文字放在纪要的第一条。后藤认为这样做不合适。他再三表示，希望不要把超出乒乓球交流和比赛的内容写进纪要。一连三天，双方僵持不下，会谈 毫无进展。周总理得知后，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他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说：“后藤的会谈纪要草案很好嘛！后藤先生很早就想来中国，你们对这样的朋友要求太过 分了。你们不要那么‘左’！”周总理明确地说：“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还是按日方原来提出的草案，放在第二条，不要改为第一条。”“第三条，可以写上，我应邀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第四条，可写两国乒协今后的来往活动。”
台湾问题究竟提不提？周总理说：“美国想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我们当然要反对。但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要写上，要从具体对象出发。”谈到会谈纪要 的表述，周总理说：“后藤钾二先生已经写上了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又提出整顿亚乒联，表明台湾不能代表整个中国，这就很好了。关于台湾省的那句话嘛，何必 在协议上写？有点无的放矢，画蛇添足了吧。不要都写得满满的。”周总理的一席话，冲破了僵局。周总理向参加会谈的人员说：“你们马上回去和后藤钾二会谈， 谈妥了，我今天晚上就会见他。”
中国乒协代主席宋中从周总理那里出来后，马上回到后藤下榻的北京饭店去找后藤。但由于谈判无进展而一直情绪低落的后藤，闭门谢客。经过秘书小田疏通后，一 脸不高兴的后藤终于出来见宋中。宋中说：“后藤先生，您的提案我们已经同意了。”这一下子，可乐坏了后藤。他连声说：“真的吗？”
几个技术上的问题谈妥后，宋中临别时郑重地说：“后藤先生，我通知您，等一会儿周恩来总理要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您。”
“啊，这又是真的？！”真使后藤喜出望外。
２月１日，双方签署了会谈纪要。当年２月７日在新加坡举行亚乒联临时大会。不出所料，在会上后藤钾二的提案被否决。后藤履行诺言，毅然辞去了亚乒联主席职 务。由于后藤钾二的努力，使３１届世乒赛按计划如期举行。应当说，后藤钾二是功不可没的。
世乒赛开始后，在激烈比赛的场外，正在酝酿着一场历史性的变化，而这一点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与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宋中有过几次非正 式的接触，斯廷霍文表示，美国国务院已经放宽美国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限制，并透露他们很想到中国去访问。当时团部的同志告诉我，这一情况随时都报回了国 内，但一开始国内反馈的意见是：“时机尚不成熟” 。后来，团部秘书金恕同志又告诉我说，国内来电话了，同意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华。据说，这是毛主席亲 自批准周总理报上去的意见。不消说，这是一个特大新闻。
宋中把这一喜讯立即告诉了美国代表团，他们又惊又喜。当中方把这一消息告诉日方时，后藤等人开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时，跟我们一道进行采访的日本 共同社记者中岛宏闻到一点风声后，便不顾一切地迅速来到我们下榻的藤久观光饭店，要求中方予以确认。经请示副团长王晓云后，秘书金恕和译员周斌会见了中岛 记者。中岛问：“尼克松政权正在激化印支战争，中国为什么要邀请美国乒乓球团访华？”金恕回答说：“我们反对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但是我们要加深同美国人 民的友好，这是我们的一贯方针。美国乒乓球队来到名古屋后，多次表示希望访问中国，因此，我们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中岛马上跑到大街上，找到一家吃茶店， 要通了设在爱知县体育馆内的共同社专用电话，把这一消息发了出去。这一消息成为日本共同社的独家新闻，立刻传到全世界。为此，中岛后来获得了“波恩”新闻 记者奖。
这样一个特大消息，不能由一家通讯社垄断，我冒昧地向团部建议开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公布这一消息。于是，由宋中秘书长出面，跟美国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一道，在爱知县体育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当时，是我为宋中同志作的翻译。
4月14日下午，消息传到日本：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了。后来，便有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以及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
“庶民宰相”诞生
1971年7月16日，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到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并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这一特大新闻在全世界引起强烈的震 动。美国的“越顶外交”使顽固坚持敌视中国政策的日本佐藤政府受到沉重的打击。接着，在这年10月25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日本追随美国炮制的 旨在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所谓“逆重要事项决议案”被否决，而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阿尔巴尼亚提案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佐藤政府的反 华政策走进了死胡同。佐藤政权剧烈动摇，明显地呈现出“末期症状”。1972年 6月17日佐藤首相在自民党众参两院议员大会上宣布辞职。
其实，早在佐藤荣作下台以前，我们就预感到佐藤内阁的日子不会太长，只是时间的问题。在佐藤内阁的末期，有一次我们到国会去采访，遇到佐藤派的久野忠治先 生。他以十分肯定的口气对我们说，下一届首相将是田中角荣。他分析说，佐藤派中的田中系约有80人。这就是说，有不少人“身在曹营心在汉”。田中一旦把这 些人拉出来，就可以组织自民党内最大的派系。
果然，如同久野先生所说那样，1972年5月9日晚，在自民党内被称为“元帅”的木村武雄等人组成的“拥立田中的集团”，在东京一家日本餐馆亮出了支持田 中竞选自民党总裁的旗号。如果说在这以前，这个集团所从事的是“地下活动”，那么从这时起就完全公开化了。
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总裁竞选中能够取胜，田中角荣开始了争取多数的工作。田中角荣与自民党内的大平派首先结成联盟，进而又把三木派拉到自己一边，形成了“三 派联合”。后来，中曾根派也加入进来，形成了“四派联合”。当然，明眼人一看便知，“三派联合”也好，“四派联合”也好，其核心是田中派与大平派的联合， 目的是要阻止福田赳夫当选。
田中、大平、三木三派通过派系的首脑会谈搞了一个政策协议。其中，第三点是专门谈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鉴于世界已进入‘脱冷战时代’，将在和平共处的 精神下，积极地致力于国际紧张形势的缓和。日中邦交正常化现在已是举国上下一致的舆论。我们将通过政府谈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缔结和平条约。”
在“四派联合”中，大平正芳是个关键人物。人们都说，他跟田中角荣的关系极为密切，可以“两肋插刀”。在对华关系上，田中肯定要听大平的意见。我们提出希 望会见大平先生的要求后，大平先生要我们到“宏池会”即大平派的事务所去会见他。“宏池会”的事务所设在东京虎门附近的“自行车会馆”里。我们向大平提的 几个问题，他都一一认真地回答。当我们问到大平先生打算怎样解决台湾问题时，他沉思了一会儿，极其慎重地选用了一个外来语“negotiation（意为 谈判）”，说“这个问题，我相信通过‘negotiation’是可以解决的。”因为大平先生回答得不具体，我们又重复地问他到底打算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时，他仍重复原来的话：“刚才我已经说过，我相信通过‘negotiation’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通过这次采访，我感到大平先生在台湾问题上早就有所考虑，或者说早已“胸有成竹”，认为经过双方诚挚的谈判，总可以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而不 会成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还不便明说，所以就故意用了外来语。在日语中，外来语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起到日语原有的词汇所起不到 的作用。例如，有时难以启齿或不便明说时，故意用一个外来语的词，既能显出“文雅”来，又常常具有特殊的内涵。这真可以说是外来语的“奇妙效用”。
作为“第一线”的记者，我们深知在这种时候应该发挥“观察哨”的作用，把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和看法，及时报回国内。尽管后期从国内传来的信息，说福田的可能性大一些，但我们还是坚持了我们的判断，认为田中角荣当选的可能性极大。
1972年7月5日，东京又是一个炎热的天气。这天，自民党的临时大会就在这里举行。我们一走进礼堂，看到里面座无虚席，热气腾腾。我从人们复杂的表情中 感受到他 们紧张、不安，等待、期望，此时此刻似乎各种情绪都交织在一起。本次临时大会，通过选举要产生执政党的新总裁。
我们跟一大批日本记者一起，坐在记者席上，观察会上所发生的一切。
上午10时50分过后，第一轮投票开始。投票结果：田中角荣156票；福田赳夫150票；大平正芳101票；三木武夫69票。四位候选人谁也没有超过半 数。按规定要在获票多的前两位候选人当中，进行“决选投票”，亦即第二轮投票。投票结果，于12时34分揭晓：田中角荣获282票，福田赳夫获190票， 无效4票。这表明，按“四派联合”的约定，在关键时刻，大平、三木、中曾根等三派，多数人支持了田中，使他获得了过半数票。
7月6日，第69届临时国会举行首相选举。由于自民党是多数党，田中角荣自然当选为内阁总理大臣。这是战后第11位总理大臣。当时，田中才54岁。
第一次田中内阁于7日下午组成。内阁中的主要成员是这样安排的：三木武夫为无任所国务相（副总理），大平正芳任外相，中曾根康弘为通商产业相。
田中角荣在总裁选举中获胜后，我们立即把采访的注意力转移到追踪田中内阁将要推行的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上来。
7月5日田中当选自民党总裁后会见记者讲话时，就涉及到日中关系。他说，“战后四分之一世纪的日中关系，在长达2000年的历史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为 了 不再发生纷争，要以认真的态度着手（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工作。以往我们单方面地给中国添了麻烦。但是，我认为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
7月6日田中组阁后后发表讲话，又一次谈到日中关系问题。他说，“在外交上，要尽快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面对激烈动荡的世界形势，我们要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
我们还注意到大平正芳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他在就任外相后会见记者时说，“内阁才刚刚成立，还没有决定今后政治活动的日程。”但他又说：“为了实现（日 中）邦交正常化，我想，到了一定的时候，由首相或外相访问中国，将是必要的。”当记者问到新政权在对华外交上与佐藤政权有何不同时，大平外相回答说，“我 们下定决心，要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往的外交是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只要跟美国采取统一步调就不会错，但今后即使有风险，我们也要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行 事。”大平正芳做事、说话，一向十分谨慎，但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从来没有像这样引人注目地表现了积极态度。
无论是田中首相的就职演说也好，也无论是他和大平外相对记者发表的谈话也好，都明确地宣布了田中内阁下决心要尽快实现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这在战后的日本内阁中，还是第一次。
7月10日清晨，我到办公室，新华社在日本的发稿站——“中国通信社”发来的新闻稿引起我的注意。新华社报道，9日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 会，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发表讲话时有一段话专门提到田中内阁的成立，说：“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佐藤政府终于被迫提前下台。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 外交方面，表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我当时想，欢迎也门政府代表团本来与日本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周总理抓住时机，在这一讲话中立 即表示响应，向田中内阁迅速地传递了信息。这也表明了中国政府愿意同日本政府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一贯立场。不消说，日本报纸都就此做了突出的报道。周总理迅 速作出反应，使我想起了一件事：那是我来日本做记者前，有一次周总理会见日本朋友前听取工作人员汇报时说过，“搞外交，一定要抓住战机。如果失掉战机，有 时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周总理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外交家。
“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
1972年的7、8月份，对于中日关系的发展来说，的确是不平凡的月份。
就在田中角荣出任首相前，萧向前同志作为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于7月3日晚乘日航班机从香港抵达东京。
4天后，田中内阁宣布成立。
7月10日晚，孙平化同志率领的中国上海舞剧团到达东京。舞剧团是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朝日新闻社的邀请到日本访问演出的。
谁都知道，孙平化不是搞文艺的，这次由他率领芭蕾舞团到日本，自然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我也认为他是借这次访日的机会来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发展，但根本没 有想到后来的事态会发展得那样快，使他和萧向前担负了直接推动中日复交的重大任务。关于这一点，孙平化自己也说，率上海芭蕾舞团访日，这是早就定下来的。 当时，无论是他还是萧向前，都没有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具体任务，而是恰巧碰上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然而，一切都超乎人们的意料，情况有了急速的变化和发展。一周后的7月17日，以郝中士为团长的中国农业农民代表团抵达日本。当时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处 长的陈抗担任这个团的副团长。记得，陈抗同志到东京后即来到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孙平化同志也来到座落在惠比寿的、他从未来过的“孙平化宿 舍”。因为陈抗从国内带来了周总理的重要指示要向孙平化和萧向前传达。传达时，我是否在场，现在已不记得。但那天我在联络处见到陈抗时，他告诉我，临来日 本前周总理在一次会上做了重要指示：“我讲田中内阁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值得欢迎，是因为毛主席对我说，应该采取积极态度。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我 们要紧跟。日方能来中国谈就好，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过去有过‘王国权旋风’、‘王晓云旋风’，这回不能再叫‘旋风’了， 要落地。孙平化嘛，就是要万丈高楼平地起，萧向前就是继续前进的意思，这两个人就是要把这件事落实才行。”陈抗说，周总理用非常幽默的语言，明确地指示 孙、萧在日本争取会见田中、大平，以实现田中首相访华，商谈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这可是一件大事，这个任务非完成不可。
从此，情况急转直下，在日本，争取田中首相访华，以实现中日复交的热烈气氛，顿时高涨起来。
7月20日，藤山爱一郎先生在他家族经营的“新日本饭店”安排了一次酒会，名义是欢迎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萧向前和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上 海 舞剧团团长孙平化，但“醉翁之意不在酒”。明眼人一看便知，藤山先生是想借此推动中日关系朝着复交的方向发展。我们中国记者去采访时，事前并不知道藤山先 生都请了哪些客人。然而，没有想到出席了那么多现职的政府要人：外相大平正芳、国务相三木武夫、通商产业相中曾根康弘。参议院议长河野谦三也出席了酒会。 不仅如此，执政的自民党三个主要负责人——干事长桥本登美三郎、总务会会长铃木善幸、政务调查会会长樱内义雄以及在野党领袖——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巳、公 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民社党委员长春日一幸也都到会。不消说，这一天日本政界、经济界、友好界、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也踊跃参加酒会。可以说，这是一场盛 大的酒会，气氛十分热烈。但，更为重要的是出席者的规格特别高。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前在日本举行的欢迎中国客人的类似活动，一次能有这么多的现职的内阁成员 出席，真是破天荒第一次。
藤山爱一郎先生作为主人在会上即兴讲话。他的热情洋溢的讲话，不仅点明了举办这次不寻常的酒会的宗旨，而且使所有的与会者都感到中日关系在不久的将来，将要出现美好的前景。
藤山先生在酒会上即兴致词说， “今天，日本的政界、经济界人士来了很多，从大阪和名古屋也来了不少朋友。”说到这里，藤山先生把视线转向大平外相，并环顾了全场的客人，意味深长地说： “这次聚会，可能会对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开辟道路。特别是，今天大平外相出席了酒会。现职的大臣，而且是外务大臣出席，这是划时期的。我想，今天将成为两 国关系进一步前进的日子。从这个意义上，今天的聚会又增添了新的意义。”
接着，藤山先生向客人披露了大平外相的想法。他说：“外务相自己也说，外务省今后要开辟同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进行接触的途径。双方商量将来 的问题时，用不着到巴黎或日内瓦去。我听了这个话很受鼓舞。总之，日中邦交的恢复，一定会在最近的将来，在最近最近的将来，也许在明后天就能实现。这是我 们的希望。”藤山先生这最后一段话，真是画龙点睛之笔。
萧向前和孙平化讲话时感谢藤山先生的盛情款待。萧向前说：“今天有这样多的朋友聚集一堂，并出现这样一种气氛，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我们相信，事情不会仅 仅停留在这样一个气氛上的，一定还会前进。我本人和驻东京联络处的全体人员同各位朋友一道，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早日实现而共同努力。”
孙平化团长这一次是相隔5年，经历了他与日本隔绝的不寻常的文化大革命后重访日本的。他深有感慨地说：“我在这里再一次见到了老朋友，也见到了新朋友。朋友这样多，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当前形势的发展。”
藤山先生的这一安排，在当时来说是重要的一着。它不仅使孙、萧第一次与大平先生见了面，而且为今后的会晤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道路。
7月22日和8月11日，大平外相在东京大仓饭店会见了孙平化和萧向前。这两次会见，我们都及时地向新华社总社发了消息，而且第二天都见了报。《人民日 报》 是在国际版的显著位置上刊登的。由于这两次会见都不是公开进行的，记者不能到现场，不消说，两次会见的消息都是孙、萧会见大平外相后，口授给我们的。由于 当时不能写会谈的具体内容，所以，只发了200多字的短消息。
据孙平化回忆，当时大平外相对孙、萧二人说：“我和田中首相是一心同体的盟友，他委托我全权处理外交事务。田中首相和我都认为，当前日本政府首脑访华、解决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
对此，孙、萧二人也热情表示，中国方面欢迎田中首相到北京直接同周恩来总理会谈，只要田中首相去北京，一切问题都好商量，中国方面决不会让田中首相为难。为了进一步推动田中首相访华，孙、萧二人还表示，希望能够有机会见到田中首相。
关于7月22日那次会见，萧向前是这样回忆的：“在场者还有桥本恕（外务省中国课长）、唐家璇（孙平化团秘书），他们也只是旁听。谈话是直接用日语进行 的，不作翻译和记录。大约谈了一个小时。双方许多主张本来都是互相知道的。最后大平说双方无任何分歧，完全可以进入建交谈判。从此以后，桥本恕是日方联络 人，我是中方联络人。当时我和桥本只负责联络，所有的预备性会谈都是在北京进行的。”
8月11日，大平外相在大仓饭店再次会见孙、萧二人，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见。大平外相正式转告中国方面，田中首相决定要为谈判日中邦交交正常化访问中国。大平外相还表示，愿为孙平化、萧向前安排会见田中首相。
8 月15日下午4时30分，按预定田中首相要在东京帝国饭店会见孙平化和萧向前二人。谁都知道这是一个特大新闻。我们常驻东京的中国记者早早地就来到会见场 所。只见饭店四周和里面，日本当局布置了许多便衣警察，以加强保卫。会见厅不算很大，中间用屏风隔开。靠外面的一侧，摆着一套沙发。屋子里挤满了文字记者 和摄影记者。大家都想占一个好地方，不时地挤来挤去。田中首相等日方人员先于中国客人来到这里等候。不一会儿，孙、萧等中方人员到达。田中首相满面笑容迎 上前去，同孙、萧二人热烈握手，互致问候。这时，场内所有的闪光灯亮了，照相机的快门响个不停。主人把客人让到沙发上坐下。
“田中首相，请再握一次手。”“对不起，请再来一次！”
记者们一遍又一遍地要求田中首相跟孙、萧二人握手，以便把这一历史性的场面摄下，千万不能留下遗憾。记者的这些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屋内，人头攒动，热气腾 腾。我看到一向怕热的田中首相脸涨得通红，但他显得格外高兴。他指着记者们，向孙、萧二人说：“日本的记者抢镜头，总是这样。”孙平化也指着站在前排有利 位置正在摄影的中国记者说：“他们是这次随团来的中国记者。”田中首相听罢，会心地笑了笑，并向他们点了点头。
忙过一阵之后，宾主双方都进到屏风的那一侧，进行会谈。这个场面是不许记者进去采访的。我们只能在屋外等候。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会谈结束。只见内阁官房 长官二阶堂进先生手里拿了一张纸，跟孙、萧二人商量了一会儿。商量毕，孙平化走过来，把同样的一张纸交给了我，说：“这是双方商定的报道口径，日方要按此 报道，我们也要按这个口径发消息。”这是一张日本特有的“美浓纸”，上面事前已打好了字。看来，日本外务当局早就做好了准备。刚才，二阶堂跟孙、萧二人经 过协商，对原稿做了某些修改，看得出上面用笔勾勾画画，有改动的痕迹。孙平化还跟我说：“这次谈得很好。田中首相问北京什么时候气候最宜人。我告诉他，最 好是9、10月间。我特别强调了这一点。田中首相尽管没有明确地说他在9、10月份访问中国，但这个可能性很大。”
我和另一位中国记者回到惠比寿的驻地后，马上按孙平化交来的报道口径编发消息。由于新华社的消息有自己独特的体例，在编写时对报道口径做了一点技术上的调 整。翌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三版显著位置，打破横排的常规，以竖排形式醒目地报道了这一消息。
在东京—上海的飞机上
1972年8月16日，东京时间上午10时许，日本航空公司、全日本航空公司的两架喷气式客机，从东京羽田机场相继凌空而起，飞往中国上海。这是战后相隔27年日本民用飞机首次直飞中国。
乘坐这两架飞机的是，由孙平化同志率领的、刚刚结束在日本访问演出的中国上海舞剧团。
有一些日本朋友也分乘这两架客机前往中国。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和夫人以及日本航空公司社长朝田静夫等人乘坐的，是当地时间10时零2分起飞的 日航DC-8-62型飞机。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冈崎嘉平太和全日本航空公司社长若狭得治等人乘坐了10时27分起飞的全日空的波音727-200型 飞机。分乘这两架客机的，还有一批随行采访的日本记者。
由于中日复交在即，新华社总社要我立即返京，研究报道方案。我便同随机采访的高地同志一道，乘上了日航飞机。
说到日本客机临时飞往上海，这里还有一段插曲。
在上海舞剧团逗留日本的后期，藤山爱一郎曾向他建议由日航和全日空这两家公司各提供一架包机，送上海舞剧团回国，这样，舞剧团就不必绕道香港，可以从东京 直接回上海。藤山先生是日航的董事长，而全日空，则是中国的另一位老朋友冈崎嘉平太先生曾作过社长的公司，所以，此事安排起来，不会有什么困难。但孙平化 当时想，一个一般性的艺术团，怎么好大肆张扬，乘两架包机回国？
那时，孙平化在日本的活动，几乎每天晚上都要通过国际电话向国内汇报。他向国内汇报时，加了一句个人的想法：“舞剧团（取道香港）回国的交通工具早已安排 好。是否还要包机直飞国内，兴师动众？我个人看法似乎无此必要。”过了几天，我听说国内已有了回话：同意舞剧团乘包机直接回上海。后来，孙平化告诉我，周 总理在他报回去的意见上批示：乘包机回国，不是没有必要，而是“很有必要！这是政治。”
我们当时都感到，周总理高瞻远瞩，他不是把这一件事简单地看作舞剧团怎样回国的技术问题，而是从政治的高度，把这次飞行当作田中首相访华前的一次试航。
8月16日那一天早晨，羽田机场的迎送台上，挤满了欢送的人群，估计大约有1000名。上海舞剧团的200多名团员与日本朋友一一握手，互道“再见”、“萨哟那拉”，依依惜别地登上了飞机。
大概是做记者工作的有一种“共性”，或者说一种“使命感”，我一上飞机，就留心周围发生的事，哪怕是一点一滴，也不放过。
日航和全日空这两家公司为使飞机能安全、顺利地把中国客人送到上海，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这两架飞机在这次飞行之前，曾进行过一次试航。执行8月16日直飞上海任务的机组人员，几乎全都参加过那次试航。
中国客人和日本朋友进入机舱后，整个机舱充满着欢歌笑语。后来我们听说，乘坐全日本航空公司那架客机的上海舞剧团乐队队员和合唱队队员们，在飞机起飞后， 想起刚刚同日本朋友依依惜别的情景，回忆起那些同他们朝夕相处、废寝忘食地为舞剧团的访问演出辛勤工作的日本朋友，便情不自禁地唱起从日本朋友们那里学来 的日本民歌。乐队的同志们也兴高采烈地为合唱队员们伴奏。
我惊奇地发现，机上的女服务员都能用中国话说几句简单的机上用语。原来，在一个星期前日本航空公司就对服务员进行了特别训练，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学习常用的中国话。
在我乘坐的那架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上，机组人员还热情地为舞剧团演员拍照，并当场把照片送给演员们留作纪念。全日本航空公司也有新招，为了能让大家作一次愉快的空中旅行，这家公司还把机舱内的座席进行了改装。
怎样使中国客人在飞机上能吃得可口？日航公司为此动了不少脑筋。机场的食堂工作人员在头一天晚上通宵达旦地准备了好几样美味可口的中国饭菜。他们还特地为 中国客人印制了中日文对照的菜谱，并印有“中日友好万岁！”字样，以表示希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不断发展。
在机舱里，有的中国演员同日本朋友促膝交谈。因为翻译人员不够，我就自告奋勇地当了翻译。一位日本朋友问演员石钟琴：“你在日本演出那么多场《白毛女》， 是不是感到累了？”石钟琴感谢那位日本朋友对她的关心，并高兴地说：“为了进一步增强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忘记了疲劳，我们始终沉浸在中日友好的 气氛中。我们都为即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而出现的可喜情景，感到欢欣鼓舞。”那位日本朋友听后表示，石钟琴的话也反映了他的心愿。
同机进行采访的日本记者们跟中国记者一样，频频用电视摄像机和照相机把一幕幕反映两国人民友谊的动人场面记录下来。
当我们乘坐的客机飞临黄浦江口上空时，人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纷纷起身，隔着机窗，目不转睛地向下望。虹桥机场出现在眼下，飞机在当地时间上午11时 50分，安全、正点地降落在跑道上，机舱内顿时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和掌声，中国客人和机组人员共祝这次友谊飞行的胜利成功。
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我们就看见在候机楼前有上千名穿着节日盛装的群众，来迎接上海舞剧团和同机到达的日本客人。他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齐声喊着：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简直就像欢迎某外国的国家元首或总理似的。据说，这是周总理亲自布置的。我想，这固然有对孙平化率领中国上海舞剧团访日成功表 示祝贺的意思，但更重要的是表示中国人民热切期待并热烈欢迎田中首相访华。
我们被安排下榻在锦江饭店。到机场迎接我和高地同志的新华社上海分社的同志，陪我们到了饭店后，立即商量如何进行报道。商量的结果，决定由我执笔写一篇通 讯。午饭后，我顾不得休息，根据一路上采访和搜集的材料，写成一篇通讯，先请高地同志过目。他稍作修改后，交给上海分社的同志发回总社。这篇通讯的题目是 《在东京—上海的航程上》，刊登在1972年8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文革”以后，由于反对所谓“三高三名”，通常的做法是记者写文章不能署个人名 字，所以，那篇通讯在文尾署名为“新华社记者”。
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
在田中角荣首相到达北京那一天——1972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的通讯。
这篇通讯，署名“新华社记者”，是我在东京分社为了配合田中首相访华而赶写出来的。
如前所述，田中先生就任首相后，一再强调恢复日中邦交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且做出了访华的决定。
实际上，在日本生活、工作那几年，我们深感在日本人民中间要求早日恢复中日邦交的气氛越来越浓。特别是在佐藤内阁末期和田中内阁刚刚成立时，日本全国，北 自北海道，南至冲绳岛，东从太平洋沿岸，西到日本海海滨，从城市到乡村，到处都出现了要求早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热潮。而田中首相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应 中国政府的邀请，决定9月25日前往北京，同周恩来总理就恢复邦交问题进行会谈。人们久盼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就要实现了。
9月，正值人们喜盼丰收的金秋季节，所以我的那篇通讯，是这样开头的：
“中日两国人民长期培育、灌溉的中日友谊之花，在金黄色的秋天到来的时候，眼看就要结成喜人的果实了。”
为了写好这篇通讯，我早早地就做了准备：采访群众集会，约人谈话，搜集素材，积累资料。
8月20日傍晚，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妇女、中小企业者、宗教界人士共6000多人，在东京日比谷露天音乐堂举行集会，表示支持田中首相早日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日中邦交正常化的问题。
历史的总进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们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为推动历史前进所作的努力，最终会取得符合人民愿望的积极成果。我知道，20多年来 日本各界人士为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曾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他们面对中日即将恢复邦交的新局面，感到多么大的欣慰啊！
在田中首相访华前，我在东京一次酒会上见到帆足计先生。帆足计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访问中国的友好人士之一。他1952年5月跟高良富、宫腰喜助一道， 不顾当时日本政府的阻挠，克服重重困难，取道欧洲，经莫斯科来到北京，并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签订了中日间的第一个民间 贸易协定。帆足计先生抚今追昔，颇有感慨地说：“20年前，日中两国人民的交流，就像小溪流水，而现在却是滚滚长江，汹涌澎湃。”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白石凡先生已年逾七旬，为了促进日中文化交流和两国邦交正常化，那时已12次访问过中国。他对我说：“我年纪大了。我曾经想过， 在我活着的时候能不能亲眼看到日中邦交正常化呢？现在，恢复日中邦交比我想像的要快得多。我能迎接这个光辉的日子，感到高兴。”
黑田寿男先生是一位老朋友，1954年夏我曾在北京接待过他。他当时是日本劳农党主席。后来他担任了日中友好协会的会长。1961年10月毛主席接见他以 及其他来华的日本朋友，并赠送鲁迅那首《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诗时，是我做的翻译。中日复交前夕，我去采访黑田先生时，他对我说：“作为一个多年来站在人民 立场上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努力的人，对田中内阁的这一行动表示支持。”这个协会的理事长宫崎世民也说：“这是日中两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亚洲和 世界人民努力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饮水不忘掘井人”。中日两国恢复邦交，虽然是两国政府间的行为，但是，不能忘记曾经为日中友好事业和邦交正常化而做出过贡献的老朋友，其中包括像已故松 村谦三先生那样的自民党内有远见的政治家。在中日民间交往因1958 的长崎 “国旗事件”遭到破坏时，松村谦三先生不顾年迈，千里迢迢，访问中国，与周恩来总理多次举行会谈，终于在1964年春跟中方签署了中日互设备忘录贸易办事 处和互换新闻记者的协议，使中日关系由民间往来阶段发展到半官半民阶段。松村先生梦寐以求的，是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但是不幸的是，他在中日恢复邦交 前一年的8月溘然逝世。由于松村先生生前为改善中日关系做了不懈的努力，因而受到两国人民的尊敬和怀念。松村先生的家乡富山县有一位高中教师，名叫石川。 他在松村先生的影响下，积极参加促进日中友好的工作，并且孜孜不倦地向周围的人们介绍松村先生的事迹。9月10日，他给我写来一封信，说：“现在田中首相 决定访问中国。如果松村先生能再多活上一年，让他看到日中关系的这一情景，那他该有多么的高兴啊！”
我在写《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那篇通讯时把这些生动的事例都尽量地用上了，但即使这样，仍感到言犹未尽。然而，由于要配合田中首相访华，时间紧迫，不能再拖，就在田中首相启程的数日前，发回了总社。这篇通讯的结语，我是这样写的：
“日中友好，恢复邦交，这在今天的日本，确实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田中首相即将访华的前夕，日本广大人民都期待着日中邦交将会由此迅速正常化，从而揭开两国友好关系的新的一页。”
举国欢腾庆复交
1972年9月29日，这是值得中日两国人民永远纪念的日子。经历了战后27年的漫长岁月，这一天，中日两国恢复了邦交，从此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这天上午，日本全国各地政府机关、团体和公司的办公室，许多学校、工厂、商店、闹市的吃茶店、饭馆等公共场所以及很多家庭里，人们都打开了电视机。东京银座、涩谷等地的电视机商店的几十台彩色电视机前，都挤满了观众。
东京时间上午11时20分，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和田中总理大臣、大平外务大臣，步入北京人民大会堂。他们就要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 了。这一情景，通过卫星转播，出现在电视荧光屏上的时候，观众沸腾起来。当荧光屏上映出周恩来总理和田中总理大臣签字的庄严场面时，人们都屏住呼吸，聚精 会神地观看。两国总理和外长在插着中日两国国旗的长桌前坐下，分别从砚台盒里取出毛笔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签完字后，周总理和田中首相是那样有力地紧紧握 手。看到这一情形，观众的脸上浮现出笑容。人们相互祝贺：“日中两国建交了！”“日中两国人民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日本各界人士欢庆中日邦交正常化，形成了友好热潮。面对这一情况，不能不写一篇通讯，向国内读者进行报道。当时这一方面的素材，可以说俯首皆是。
我首先感到，长期以来为日中友好而奋斗的活动家们，真是满怀激情地迎来了这一喜庆日子。
在一个短时间内，要采访许多地方和人物，除了亲自到现场，有时只能借助于电话。
我采访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总部时，那里的朋友告诉我：电视荧光屏映出日中两国总理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完字紧紧握手的那一瞬间，东京神田区的日中友协总部 的大厦从6层楼挂出了一幅长达十几米的引人注目的大标语，上面写着：“祝日中恢复邦交”。原来，在头一天晚上有十几个努力从事日中友好运动的青年连夜赶制 了这幅大标语。参加赶制标语的一位青年激动地说，日中友好从今后将开辟新时代。我们要不辜负为日中友好事业而努力的前辈们的期望，今后要进一步发展日中友 好事业。
日中友协总部为了纪念日中建交， 还印了60多万份机关报的“号外” 。10月1日下午，一批友协的青年到东京新宿区的繁华街，把这些“号外”散发给来往的行人。
同中国，特别是同中国文艺界来往密切的日本另一个友好团体——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情况怎样呢？9月29日那一天，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工作人员比平时提前一小时上班，热情接待前来祝贺的客人。
我与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的日中友协（正统）理事长雨宫礼三先生接通了电话。雨宫先生告诉我：友协大阪府总部从9月28日起就在一家百货公司举办了中国 展览会。当时会场内张贴的标语口号写着：“促进恢复日中邦交”，但是，从9月29日上午11时20分起，把标语口号全部换为“庆祝实现日中邦交”。同时， 大阪市代理市长、日中友好人士代表和爱国华侨代表等，打开了悬挂在展览会天棚上的彩球，五彩缤纷的纸片雪花般地飘了下来。那时，从挤满会场的群众当中响起 了掌声和欢呼声。从那一天起，这家百货公司在楼前竖起了一块高20米、宽3米，安装有霓虹灯的匾牌，上面写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3年”，“庆祝日 中建交”。
在日本举国上下欢庆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人们自然想起那些曾经为日中友好事业，为日中邦交正常化而努力奋斗的前辈们。我首先想起了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先生。我采访了他的儿子石桥湛一。
石桥湛山在他担任首相期间，明确表示要改善日中关系。但是，他的愿望没有实现，就因病辞去了首相职务。从那以后，15年的岁月过去了，如今由田中首相完成 了这一重大使命。田中首相启程访华那一天，正是石桥先生八十八寿辰，在日本称为“米寿”。就在那一天，石桥先生收到了周恩来总理发来的祝福他八十八寿辰的 贺电。卧在病床的石桥先生，因支气管动了手术，不能讲话，但是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感激的泪花。石桥先生从那以后，天天看电视转播。9月29日那一天，他看到 中日两国总理在联合声明上签字并紧紧地握手时，脸上顿时浮现出满意的笑容。石桥湛一对我说：“我父亲是主张日中建交的先驱者，今天，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所以他打心眼里高兴。”
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先生横眉冷对破坏日中友好的敌人，不幸遇刺，倒在争取日本的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第一线。人们一直怀念着这位勇敢的斗士。他 的遗孀浅沼享子始终关心着日中两国关系的前途。日中建交的消息传来，浅沼享子由衷地感到高兴。她立即给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打来贺电。她还 激动地对我说：“我的丈夫为日中友好事业，为争取日本的独立，贡献了自己的生命。9月28日晚，周恩来总理在田中首相举行的答谢宴会上说：‘在这一历史性 时刻，我愿代表中国人民，对那些长期以来为促进中日友好和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贡献甚至牺牲自己生命的日本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我听到这 一段话，立刻想到浅沼稻次郎。有不少他的生前朋友从很远的县份打来电话，说：‘浅沼先生的血没有白流，太好了！’”
我还专门采访了已故松村谦三先生的女儿小堀治子。他告诉我，中日建交那一天，她向父亲的遗像说：“爸爸，您多年来盼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您放心吧！”那一 天傍晚，小堀治子还同曾经跟她爸爸一道为改善日中关系而努力的自民党国会议员古井喜实、田川诚一、川崎秀二等人一起，参拜了松村先生的墓。 古井先生向松村先生的“在天之灵”报告：日中恢复邦交了。之后，带领大家高呼：日中建交万岁！
那一天，东京涩谷区惠比寿的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更是应接不暇。热烈庆祝日中建交的贺电像雪片一样，从日本各地飞来，难以数计的祝贺电话接连打来，许多 日本朋友还亲自前来表示祝贺。他们当中有在野党领袖等政界人士，有日中友好人士，有工人、农民运动的活动家、艺术家、贸易界、产业界等各界人士。他们热情 友好的话语，汇成一句话，就是热烈祝贺日中建交！我驻日人员也热情地向日本朋友表示热烈祝贺。
1972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我发回去的“新华社”通讯，题目是《热烈欢呼日中邦交正常化》。
作者：刘德有，男，1931年生于大连市。1964年—1978年曾任《光明日报》驻日记者，新华社东京分社记者、首席记者。1986年—1996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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