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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十月 11, 2005

南方周末:看不透的日本

张三按:对于ex“媒体良心”《南方周末》的彻底沦丧,还有哪怕一丝疑问的,到这里,应该完全扫除了吧。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反日洗脑洪流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终于开始在主流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了。若干年后,他们中还有不少会成为社会中坚。看似“理性”的语言包装,并不能掩盖其有色眼镜后面,愚蠢、可笑的本质。什么“日本现代化方式不被西方也不被亚洲理解的孤立处境”,如果日本还居然是孤立,中国怎么算?不被西方理解,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会在西方受到如此热烈追捧么?就是在亚洲,亚洲可是有四五十个国家,除了中国大陆千千万万脑子被洗得干干净净的变态东西、前日本殖民地南北韩的部分民众,有哪些国家和地区不理解“日本现代化方式”了?什么“乐于被摄影师摆布的民众和毫无人性的战犯,事实上有着极强的逻辑联系”,不乐于被摄影师摆布的德国民众和毫无人性的纳粹战犯,事实上又有着怎么样强的逻辑联系呢?什么“他们的性格处于长期压抑之中,这种能量在战争中就可能被变态释放,一如在和平时期他们沉溺于电子游戏中的暴力”,天下莫非还有比大陆中国年轻人更“沉溺于电子游戏中的暴力”的?...... 如此的逻辑混乱,不一而足。在在都是“一位”、“据说”,即使这些“一位”、“据说”是真实的,不知道这样有什么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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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透的日本

南方周末   2005-10-09 13:45:13

□本报记者 杨瑞春/文
□本报记者 王轶庶/图  
  
  8月的一个中午,日本中部长野县的一座小城,阳光猛烈,当地中小学生在著名的音乐指挥家小泽征尔指挥下,举行了一场铜管乐合奏表演。成百上千名日本人眯着眼睛,黑压压地围成一片。
  也许是看孩子表演的心情殷切,家长们进入露天的演出场地时,难免有些拥挤,却礼貌而克制,决无混乱。演出开始后,在小泽征尔指挥下,家长们自发地与孩子们唱起同一首歌,表情虔敬,而歌声之整齐一致,犹如事先排练。记者置身其中,望着不远处的一座日式古堡,产生了一种超现实的感觉。
  表演结束后,人们本来已经站起来,正准备四散离去,突然有一位摄影师站在梯子上,号召大家重新蹲下,照一张全景照。他没用大喇叭,就这么喊了一嗓子,众多的男女老少居然回到原来的位置,摆好姿势,微笑着等待快门按下。
  这个情景令记者惊异。
  本尼·迪克特在其著名的《菊花与刀》里说,每个民族都有一幅观察生活的透镜,一个民族的焦距和透视法使该民族获得一种全民的人生观,而透过这一透镜看到的景色是上帝安排就绪的。在那个时刻,记者真的感到了因为焦距和透视法的切换而带来的骤然眩晕。记者同时也相信,“上帝”给日本的透镜或许是特制的。
  这个国家有着最为顽固的频频参拜靖国神社的军国主义份子,也有大江健三郎那样为和平奋斗的让人肃然起敬的知识分子。在表面上,这里看不出富人和穷人的差别,到处整洁干净,人们工作勤奋,极其讲究秩序和细节。快到上班时间,西装革履提着公文包赶地铁的男人低头疾步行走,但是转眼之间,他们就可能在遍布大街小巷的电子游戏厅的喧嚣中大肆发泄,或者蜷缩街角,成为穿戴整齐的醉酒者。明治神宫,穿着老式日本鞋的工人打扫落叶时动作快得好像背后有人鞭打,让记者感到这是一个极为刻板机械的人群;但离这里没多远的原宿,打扮夸张的新新人类又把这种感觉完全掉了个儿。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男子,可以在电梯里当着众多女性的面,翻阅色情杂志。而那些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端庄单纯教养良好的女性,也可能是成人杂志的读者……
  据说很多人到日本后,都会陷入迷惑当中,如在电影《迷失东京》里,那位美国过气明星面对一身正装闯入他房间、突然倒在地上大叫大嚷的日本妇女,大致也处于同样的困惑中。
  大江健三郎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词中说:现代日本无论作为国家或是个人的现状,都孕育着两重性。他在名为《我在暧昧的日本》的演讲中说,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强大而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而他所理解的这种暧昧的根源在于,日本现代化方式不被西方也不被亚洲理解的孤立处境。
  这真是个矛盾重重的国度,这种内在的分裂往往让人觉得无法将之压缩到一个时空中去。在日本采访期间,记者曾两次得到日本陌生人的倾力相助,一次是买错了车票,地铁站里分发广告的一个人带领记者去退车票,然后帮记者买了新的车票,直接送到乘车的检票口;一次是记者迷了路,求助的那位警察一声不吭地走了很远,把记者带到住处门口。
  “为什么日本人这么热情?”当我向一位在日本工作多年的中国同行感慨时,他说他也问过日本朋友类似的问题,对方的回答让他惊讶。那位朋友说,事实上,日本人对这样的事情未必真的热情,或者心甘情愿帮你。但是只要你找到他,他就认为这是“他的事情”了,要承担责任,因此要做到最好,即使他很厌恶。
  可以印证这一观点的是,在日本的地铁里面,几乎没有人主动为老年人让座。据一位正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女生说,她当初扛着巨大沉重的箱子来到日本,发现没有任何人愿意地帮上一把。那时候她不知道,其实只要她一开口,最冷漠的日本人就能变成最热情最负责任的日本人。
  因此,在中国人和日本人看似同样的行为后面,可能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思维方式。
  在日本的初次近距离观察,都会让我们极不平静。记者在日本的强烈感受,往往远胜于造访其他国家,首先可能是因为两国未结清的历史恩怨,另外就是虽然具有同一肤色但内在差异巨大。踏上日本国土,意味着一切有关日本的认知碎片:铁臂阿童木、731部队、本田轿车、佳能相机、山口百惠、靖国神社、帮助中国民间索赔者的日本律师、寅次郎……与现实中日本的各种图景迅速挤压叠合进这片狭窄的时空。
  这种强烈的刺激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
  一群乐于被摄影师指挥的和善礼貌的男女老少,一群在高楼大厦的窗户后面彻夜不眠如同工蜂般勤奋的上班族,与在二战期间屠杀别国民众时毫无人性的士兵,与至今仍屡屡参拜靖国神社的军国主义分子,居然同属一个民族。本尼·迪克特给我们的启示也许是,描述日本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想一个形容词,同时在字典里找出一个反义词来作为补充。她在《菊花与刀》中对此种矛盾性的表述就极为经典:“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
  记者遇到的一位资深的中国同行认为,乐于被摄影师摆布的民众和毫无人性的战犯,事实上有着极强的逻辑联系。日本人太“乖”,强调集体观念,认同等级制度,情义大于是非善恶的判断,而战争中的杀人行为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执行上级命令而已,因此很难有很深的负疚感。特别是因为遵守秩序,他们的性格处于长期压抑之中,这种能量在战争中就可能被变态释放,一如在和平时期他们沉溺于电子游戏中的暴力。
  一位日本左翼知识分子亦对日本人的这一点表示忧虑,因为中国的传统观念是“和而不同”,而日本人秉持的“和为贵”却意味着,如果大多数人同意一个东西,反对者往往会自动选择妥协。这使日本社会更容易高度同质化,因而也更具危险性。
  中国人在日本最痛苦的是,日本人炫耀的近现代化过程中的赫赫奇迹,大多与中国历史上的屈辱有关,如记者来到樱花烂漫的上野公园时,感到宁静而祥和,但回国查资料,却发现那里是中日海战之后日本狂欢的重要场所。1895年的《纽约时报》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各式各样的花车上挂着用竹竿挑着纸糊的或用柳条编成的人头,表示被斩首的清国人,摇摇晃晃地开过来,引起人们的哄笑。”
  在情感上,日本大概永远会是令中国人情感复杂的国家,在访问日本十日之后,竟然使并不新鲜的一句话重新在心中涌动,而且变得格外强烈:国人当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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