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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五月 08, 2006
靖国神社里有甲级战犯牌位吗?
张三按:靖国神社被祭祀的两百多万名单中,现有14位甲级战犯。参观过神社的仇日分子余杰在“我到了靖国神社”一文中,也曾叙述“靖国神社大厅之格局,有点类似于佛教寺庙,只是里面没有泥塑的菩萨而已。也没有具象的牌位,而只有记载在书册上的‘灵位’,只有在重要节日的时候才拿出来祭祀”,可为印证。死者骨灰是寄存在寺庙或者埋葬在墓地的,而不是神社。比如纪念东条英机(原陆军大将)、武藤章(原陆军中将)、松井石根(原陆军大将)、木村兵太郎(原陆军大将)、木村兵太郎(原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原陆军大将)、广田弘毅(原总理大臣)、板垣征四郎(原陆军大将)七位甲级战犯的“七士之碑”,在静冈县伊豆半岛的伊豆山、松井石根当年设立的“兴亚观音”之侧,碑上四字为吉田茂前首相手书;葬有骨灰的七人之墓,在爱知县蒲郡市三河湾国立公园内三根山顶,被称为“殉国七士之墓”。图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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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1)靖国神社里没有A级战犯牌位
郭鹣小国寡民讲“靖国神社供有A级战犯某某某某等人的牌位”,薛生讲“靖国神社里供奉的灵牌”。可见,“牌位”之说在中国人中是一个定论。
那么,有谁在哪里看到过其牌位或灵牌的相片吗?我说,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因为靖国神社里并没有什么牌位,这是日本的常识,也是去过该神社的人都知道的事实。所谓的“靖国神社的A级战犯牌位”完全是中国人按照中国的常识去考虑日本的问题所造成的一个虚构而已。
那么,日本的神社里是否有类似于中国的“牌位”之类的东西吗?回答是没有。在日本,死人的名字要到其墓碑上才能看到。
那么,参观者在该神社里能看到A级战犯的名字吗?回答是看不到。
这岂不荒唐吗?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神社里确实有一个看不到的战死者名单。这个名单是日本厚生省根据颁发战死者家属抚恤金而做成的名单。这个名单里本来没有A级战犯的名字。19??年,社会党提案给A级战犯的家属也发放抚恤金,这才使得A级战犯进入了这个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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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八年抗战中打死多少日军(附靖国神社入选标准)
张三按:看样子这是春秋战国xiaya网友上次辩论后特地写的文,呵呵。今天点了一下,那个争论的原帖不在了。可以参照那个链接。
中国在八年抗战中打死多少日军
上贴: xiaya 发布日期: 2005-12-31 查看数: 3186 出自: http://www.cqzg.cn中国在八年抗战中打死多少日军,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1)从刘庭华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 (1931——1945)》上提供的数据来推算:
刘庭华是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世界军事史研究室副主任,也是研究二战史的专家,他的这本专著引用了大量的权威数据,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得出日军在抗战中的战死人数,具体方式如下:
一、日本陆海军在二战中战死的总人数:
刘庭华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1931——1945)》引载的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四卷第1799页上的日本经济安定调查本部的调查数据揭示,日本军队在整个二次大战中陆军战死一共是1439101人,海军战死一共是419710人,这是日本陆海军在二战中战死的总数,合计战死1858811人。这之中不包括在本土被美军炸死的军方其它机构(比如兵工厂,准军事部队等)人员和在海上被美军击沉的军方征用商船上的海员,所以与靖国神社里统计的日军战死总数有差距,但由于这些人员不是在中国战场战死的,所以不影响对中国战场战死数的计算。
二、日本陆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战死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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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说法是美国人提出的
关于“大东亚共荣圈”设想的重要文件──李仙得的《第四备忘录》
作者:金谷让(日本)在明治时代,日本政府方面(藩阀支配的中央集权专制政府)和反政府方面(民间的自由民权主义者),双方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上是一致的,只是前者把重点放在国体的存续,而后者把重点放在国家的发展方面。在明治时代前期,双方的这种对照性质显得特别明显。
自由民权主义者主张积极侵略近邻各国,把这些国家变成日本的被保护国,他们认为这是日本在国家安全方面不可缺少的;日本政府也基本同意自由民权主义者的主张,只是政府作为国家的营运人,不得不采用渐进性的政策。日本政府和民间自由民权主义者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日本为了自卫和维持独立,对亚洲地区的“进入”是必不可少的。
在战前和战后昭和时期的著名记者大宅壮一,在他的著书《流动火炎》中,对日本近代的民族主义和爱国心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说:
“明治以后(更确切应该是明治以前),对于日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心来说,在传统上就不认可美国“门罗主义”那样的孤立主义。它的重要特色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与半岛和大陆相关联。在日本,无论是个人还是集团,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敏感度很高,这是因为它与半岛和大陆的关联性很强。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的统一才刚勉强完成,西乡隆盛等人就出笼了《征韩论》,又使日本再次陷入内乱状态。这些事都与日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心分不开。”(大宅壮一《流动火炎》第四卷,文艺春秋新社,1964年11月,242-243页)。
一九世纪的江户时代末期,日本放弃了闭关自守的体制后,对于日本应该在世界中占据什么样的角色,特别是在日本应该怎样维持独立的问题上,出现了政治上的迷乱。在支持幕府、支持朝廷、支持再次闭关自守(攘夷)、支持积极的对外外交(对外开放)的四股势力中,最后支持朝廷和积极外交的势力取得了胜利,使明治维新得以成功。
早在幕府的末期,人们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对外政策方案。其中“大东亚共荣圈”或“东亚新秩序”的构想,在这个时期就已经被提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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