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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五月 12, 2006
芦笛译：《日本最伟大的胜利，英国最惨痛的失败》序
译作：《日本最伟大的胜利，英国最惨痛的失败》序
芦笛【译按】
前段我的伪母校的抗日英雄们一场大闹，至今尚让我脸上热辣辣的，虽然当即就写了篇文字指出这种弱者心态，但下来才想起了忘记举出无数反例：历史频道上若放关于纳粹的文献片，必然要提其排犹、虐犹、屠犹的罪行，必然要展示纳粹官方发行的各种侮辱犹太人的宣传画和宣传烂电影等等，最常见的就是一部教导日尔曼公民如何识别那些企图用糖果勾引孩子的长着大鼻子、留着长胡子、穿着长袍子、鬼鬼祟祟如同老鼠一样的犹太异类，等等，可至今未见犹太人去批斗电影主编，并给人家发侮辱恐吓的犯罪信件，可见犹太人实在不成气，也不知道他们当初是怎么样在强敌环绕的大漠里建立起家园来的。
奇怪的是不但犹太人没出息，就连法国人也把脑袋藏在裤裆里。还是要请同志们去看历史频道关于纳粹的文献片，其中必有纳粹骑着高头大马，从凯旋门进入巴黎的胜利阅兵式。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放映次数最高的历史镜头了吧，可怯懦的法国人居然也就忍得下这种对他们民族尊严的肆无忌惮的侮辱。
下面翻译的这篇文字，是当年日本大本营的作战和计划参谋长某上校（Colonel，或大佐，待留日大贤们考定）Masanobu Tsuji（汉文名字也有待留日大贤们破译，不过我看还是别破译的好，因为该同志原是关东军军官，在满洲事变和中国事变中都有一手，为此都受过勋）所著《日本最伟大的胜利，英国最惨痛的失败》（Japan's Greatest Victory; Britain's Worst Defeat, Surpedon Publishers, 1997, New York）一书的序言，该书讲的是日军在１９４２年大举南下马来半岛、攻占新加坡的战役。该役迫降了１２万大英帝国官兵（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仆从军”在内），被丘吉尔称为“英国历史上最大的失败”。
令人震惊的是，不但该书从头到尾吹嘘日本皇军赫赫武功，附有大量吹嘘日军神武的宣传照片，包括马来亚人民在被日军“解放”后拥上街头、“自发”庆祝昭和天皇万寿节的照片，更是此书在西方的出版过程。此书最先是在1953年在日本出版的，出版后即引起澳大利亚陆军部长豪（ H. V. Howe）的注意，他意识到此书出版的历史意义，当即写信给作者，说：
“我认为，完整和准确地记录历史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而除非盟国的历史家们也能读到负责计划和执行马来亚战役的日本军官的著作，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为了日军的军事行动能被正确地介绍给英语世界的读者们，我强烈敦促您将大作翻译成英文。”
在此书翻译成英文后，这位嚎先生又亲自为该书作编辑，而为该书写序（也就是下面翻译的这篇文字）的，同样也是一位身居高位的澳奸：当年任澳大利亚帝国陆军马来亚驻军司令的本尼特中将（Lieutenant-General），也就是作者当年的手下败将！
从这些事实里，我们的同志大概可以领教什么是真正的勇敢，而西方强大的真正原因又在哪里。鬼子和咱们的最大区别，不是物质之差而是心态的强弱，人家并不以为效法鸵鸟把头埋在沙堆里，自己的耻辱和敌人的光荣就能因此消失。不幸的是，在咱们这儿，这懦夫自欺之术却成了从朝廷到响马通用的国技──官家不许百姓骂朝廷，“民运”也不许百姓骂“民运”，以为这么一来便能永葆自己的光辉形像。就是针对这种国术，我才动了翻译此文之念，如果它能把大家的头从沙堆里拔出一微米来，那也就足以让我大喜过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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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每个名副其实的战士都会毫无怨恨地称赞出色的敌手的军事技能。我毫不犹豫地承认，Masanobu Tsuji上校乃是我的敌手中最能干的一个。
在此书中，他毫无保留地将日本在马来亚的胜利归结于其２５军前线官兵的爱国热情和自我牺牲，该军在７天内即挺进了６百英里（译按：约为９６０公里）并攻占了新加坡，取得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决定性胜利之一，完成了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业绩。
但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观察家却必须承认，这次战役的胜利主要归功于其作战计划异乎寻常的彻底和相当高的首创精神。本书最不寻常的特点，是作者对其当初研究热带战争技术的记述。他和他的小组过去只有在亚寒带的满洲的生活经验，为此战却在原始的热带环境下生活和工作了３００多天，他们抛弃了一切妨碍参谋军官思维的军事保守主义，发展出了一系列适于丛林战的战术、装甲和装备来。
在历史上第一次，一只军队靠自行车发动了闪电战，以其推进的势不可当与神速震惊世界，将新加坡不可攻陷的神话炸得粉碎：正如Masanobu Tsuji上校强调指出的，新加坡没有后卫，而丘吉尔在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事实。
没有哪个战士会对失败微笑，Masanobu Tsuji上校自然也要为他的祖国战败而痛心疾首，他将这失败归结于缺乏具有灵感的国家领袖。他认为温斯顿爵士（译按，即丘吉尔）的个性具有“禅的神秘主义品味”，盛赞他那种为将国家从绝望的环境中领向胜利所必需的领袖。
日本的崩溃不是因为官兵或人民缺乏斗志，而是因为国民经济的虚弱。正如作者指出的，帝国总参谋部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权衡速战完胜与持久战必然导致失败的两种可能性时，充分考虑了这个因素。
Masanobu Tsuji上校的业绩证明了他不但是一位制定作战计划的大师，而且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战场指挥官，现在他又成了一位优秀的作家。他的大作值得祝贺，同样值得祝贺的是驱使他在日本投降后从盟军手中逃出的动机。他在另一本书《地下逃亡》中讲述了这个故事。
如同所有国家的许多军人那样，他似乎也受到宗教的强烈影响，从佛教信仰出发，对战败后果的沉思冥想，使得他认定让祖国重生是他至高无上的责任。在获得军方上级批准后，他逃脱了盟军的抓捕，此后三年一直在亚洲流浪，直到所有的罪名都撤销之后，才能回到日本。现在他是日本国会上院议员（？Member of Councillors in the National Diet.请留日大贤指正）。
Ｈ·戈登·本内特
中将
澳大利亚帝国陆军马来亚驻军司令，１９４１－１９４２
Turramurra, 新南威尔士，１９５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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