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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八月 13, 2006
朱智勇：日本不应被塑造成敌人
日本不应被塑造成敌人
朱智勇中日关系正处于1972年恢复邦交以来的最低谷，两国关系从三个方面呈互为因果的递进恶化趋势：从民间关系看，互不信任和心怀敌意已达三十多年来的最高点；从外交方面看，中断首脑互访已达数年；更危险的信号是两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互信出现动摇，日本最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表明，“中国威胁论”已经开始影响日本的安防政策，出于同样的原因，日本明确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
中日关系这种逆向恶化的态势与两国现实的战略利益相悖，两国之间在何去何从的关头必须系统澄清由来已久的积怨与误解，不为部分盲目偏激的民间情绪控制，理性的审视和解读对方，走出“情绪外交”的泥淖。
两国的领导人都应该有勇气承认两国的民众对对方都存在深刻的偏激与误解。在中国，从网络上反映的民意看起码有如下方面的普遍问题：
其一，对二战以后日本在政治体制及社会生态的根本变化知之甚少，不知道也不愿深究日本的和平宪法既是美国干预的结果也同时是日本人民在“一亿总忏悔”的赎罪和觉醒中的自愿选择。应该看到日本的社会进步和变化，应该看到今日之日本与当年军国主义的日本有本质的区别，应该看到在战后60年中日本基本信守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安防政策。如果没有这个基本的理解，中日关系就没有起码的政治基础。但是从中国的网络民意观察，中国民众对此的认识相当模糊，对历史血仇的记忆部分误导了对现实日本的完整解读，由此导致，
其二，把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少数极右翼的不服罪和翻案行为过度演绎为日本国家的政治和政策选择，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和重修历史观的标志。但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格局是不可能被一个参拜举动所改变的，在多元化的日本，少数极右翼的言行更不能代表日本人民的基本判断。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肯定会引起中国以及其他遭受日本侵略过的国家的抗议，但怎样的解读和处置才恰如其分呢？中国驻日大使王毅有言道，参拜靖国神社有日本神道文化的生死观问题，但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国际正义问题。如果更宽泛的来解析它，应该在几个层次上展开，
第一它不是日本政府重新评价侵略战争试图翻案的“阴谋”，也不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信号弹”，日本并没有出现要“大复辟”迹象；
第二，那些靖国神社里的战犯不仅是中国的罪人，同样是美国，英国以及亚洲无数国家的罪人，参拜靖国神社如果真是为侵略战争招魂，日本政府公然侮辱的不仅是中国，而是所有受害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第三，日本领导人也反复表明，参拜没有任何上述意图，相反是为了“永不再战”；
第四，日本神道文化中确有以死谢罪宽恕死人并一视同仁凭吊的骨髓，参拜事件在中国激起的强烈反应，在此可以清楚的看到是一种文化冲突，中国文化很难接受更无庸说理解对罪人的祭奠；
第五，参拜事件由于中国的激烈反应已经从文化冲突上升为政治外交冲突，中日双方都应该从政治上降温，还其文化冲突的本来面目。日本确应该从“国际正义”和受害国文化冲突的角度兼顾本国的文化传统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处理参拜问题，中国方面也存在一个全面解读和反应尺度的问题。
其三，对日本近年来不甘于“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地位，开始更积极地发挥政治作用，尤其是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中国的舆论不乏怀疑和否定。对很多中国人而言，日本是一个有原罪的国家，很难想象这个国家也可以自豪地因为它的国际贡献和巨大实力而成为国际领袖，但是我们可能忽视了对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三代人之前的那一场战争早已不对现实有任何影响，它仅仅只是历史研究的素材罢了。战后出生的日本人成长于多元的现代社会里，他们绝大多数对那场战争有清醒的认知，但是他们恐怕很难接受“血统论”式的思维，最终会对不厌其烦要求他们一代又一代牢记自己是杀人犯的子孙，是侵略者的后代，要不停地道歉谢罪忏悔的国家产生不解，怀疑其别有动机甚至产生反感。这里肯定也有一个尺度的问题。没有哪个国家在历史上只是被侵略而没有侵略经历，尤其是历史悠久的国家，如果没有一个界限，那人类早已淹没在仇恨记忆的汪洋大海了。应该对战后日本有一个基本判断，虽然保留了天皇，但日本战后重建的政治制度与军国主义彻底决裂了，一个民族在政治构架上与过去的诀别本身就是最大的最根本的态度。我们应该正视一个新日本在经过三代人的和平发展之后，在打从1960年以来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依然低调行事40来年之后开始主动积极介入国际事务的愿望和要求，我们理所当然要抵制和反对日本在一个个具体的事件中那些与中国利益有违的立场和主张，但如果我们从基本面上排斥和打压日本民族这一主流愿望，那将是不理智且有害无益的，无疑我们在塑造一个战略上原本可以避免的强敌。
在二十一世纪刚刚起航的时刻，中日两国都应该凝目对视，反省和检讨自身的惯性和局限，要有全方位的大视野和逼视问题实质的穿透力。两国都急需正视对方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日本所习惯的那个积弱不振的中国正迅猛的变成强国，虽然它要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尚需假以时日，但显然它的发动机已经打燃，它的影响力已经开始辐射；中国所习惯的那个低调自处的“政治侏儒”正在终结它60年来独特的“孤立主义”，它的这一巨大的政策演变有深刻的国际国内原因，绝不是日本社会保守思潮简单的蔓延，它是一个商业利益遍布全球的经济大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在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恐怖主义挑战以及东北亚特有的政治军事格局等等因素决定的，是日本的必然选择。中日两国固然有战略资源上的激烈竞争以及悬而未决的领土之争，但双边贸易额高达1500亿美元的两个国家显然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如果双方都更从容，更富于建设性，一个强大的中国和政治上更积极的日本对双方而言都可能拓宽拓深合作的平台和基础，反过来，如果两国都在植根于自身根本利益的必然趋势上对抗和排斥，这种危险的苗头已若隐若现，对两国的伤害从情感到战略利益都将是不可估量的。
是中日两国以适当的形式化解盲目的民间情绪的时候了。小泉首相去年11月在智利会见中国领导人时曾言，将对参拜作出适当的判断。中日两国应以适当的方式以处理参拜为起点，加强沟通互动，增进两国人民之间更深刻更广泛的理解，从历史的恩怨情仇中走出来，建立面对现实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在建设性全方位关系的构架中，为消除深层次的战略疑惧，应建立较高级别的战略安全对话与协商机制，扭转走向战略对立的不良态势。中日两国应该相信致力于建设“战略伙伴关系”才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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