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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一月 18, 2007
袁卫东：更新我们的日本观
更新我们的日本观
作者：袁卫东 提交日期：2007-1-18 10:14:00 | 分类: | 访问量：5504更新我们的“日本观”
对于重新发现日本的中国人而言，实质上以消费电子和汽车产业大公司，以“经济动物”，来标定日本竞争力和价值的思维，已经毫无意义。
在一个所谓“失落的十年”之后，“复兴的日本”让中国人必须抛弃之前自认为日本时代已经终结的愚蠢的“错觉”，重新转向日本探求“未来之法”。
―――题记
六年前，当迈克尔·波特，发问“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之时，的确中国人的“日本观”已经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
无疑，中日之间20年脉络的大变迁中，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一个上世纪80年代之日本形象在中国彻底消失，不可能再恢复，而由另一个“庞杂而可怕”的日本形象将其取代。
一个曾经以“阿信的故事”风靡中国的日本，一个以《排球女将》震撼中国的日本；一个以茶道和插花，以秩序和清洁而让中国人欣赏的日本，一个在战后废墟上，以“日本制造”而崛起，甚至挑战“美国世纪”，而让中国人佩服的日本，消失了。
对于在一场巨大的浩劫之后，痛感自己落后，渴望复兴的中国而言，那些艰苦卓绝的创业努力，令人赞赏，那种坚忍卓绝的民族精神，学习世界先进文明的心态，以及成功崛起的道路，无疑是值得思考和学习的榜样，日本充分展现了它所具有的历史坐标式的魅力和意义。
但仅仅十年之后，在中国凭借“世界工厂”式道路崛起的背景下，这一“共识的日本”就面目全非：中日之间充满血与火的历史隧道和争吵不休的现实被打通，双方在历史和价值观上相互“仇视”，极端强悍的民族主义被引燃。一个与美国国家战略捆绑的日本，越来越视为中国崛起道路上的“战略对手”。
在“大国崛起”与民族主义汹涌的今天，中国人的“日本观”的确要何去何从？这不能不令人思考与反省。
20多年来，对于一个从通向莫斯科的道路和内乱中猛醒的中国，他们看到的高度成功的日本，似乎提供了一种不用实施纯粹的“西方制度”，就能跻身拥有强大竞争力的现代国家之列的可能。
在近代的“世仇”与“战后”崛起的神话之间，中国的“精英”，曾韬光养晦地看到日本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经济角色，强大的资本、技术、企业的好处，而搁置更深层的中日历史和价值的东西。实际上，对于中国的现代化选择而言，日本就是一面镜子，其中可以折射出中国对于“现代”的误读，对于正在凭借“世界工厂”而在公司世界竞争力体系中兴起的中国，日本也是最可靠的标尺，能够衡量其高度和限度。
正如，日本模式中曾根深蒂固的强势政府操控，在一个“失落的10年”中，成为被饱受批评的旧秩序，而在这之前却被中国“精英”一再解读为独特的日本竞争力的来源。问题是当时为什么那样解读日本？因为，中国同样对国家力量主导现代化充满眷顾。我们对于现代文明主流的价值观，大半是在经济利益的链条上和实用主义中兜着圈子。
同样，在20多年的商业史上，中国企业界期许成为“中国的索尼”，成为“中国的盛田昭夫”的声音曾不绝于耳，但当索尼这样的消费电子标杆企业陷入危机，法国人卡洛斯·戈恩以“拯救者” 的身份降临日产之时，当年之“日本偶像”早就被从公司的墙上摘下，换成了美国超级CEO杰克·韦尔奇，或者新经济英雄们“革命者”式的画像。
但问题是为什么经历20年之久，中国公司最终并没有真正学习到“日本制造”成就的“精益制造”精神？反而在“比较优势”的“迷雾”中，甘愿在“中国式成本”的竞争力迷思之中“自慰”？
而在所谓“大国崛起”的环球“合唱”中，一个尴尬的事实是，“苦大仇深”的“中国制造”，依旧痛苦于无法步入产业和公司价值的“新世界”，依旧在“旧世界”之中挣扎，无法与“日本制造”所成就的世界级品牌高度比肩。另一个尴尬的事实是，“公司中国”依旧只能在大国的GDP盛宴中赢得世界的注目，其沉溺于对西方管理潮流“生吞活剥”的现实，所谓“中国式管理”虚妄无力的现实，都无法与日本公司崛起之时，其商业、管理思想和体系引起西方的震动与热忱的研究、学习浪潮比肩。
但曾经渴望创造历史的中国人物，为什么“求道”而不得道，“求法”而不得法？
我们可能在“实用主义”中走的太远，不求甚解，我们的困境也在于缺乏真正基于事实的探究，便沉溺于方法论的喧嚣，而且容易被流行的观念俘获。
回到源头，对于“日本以及日本公司为什么能成就当年的高度”，我们的追问可能从来都没有那么一贯深入，我们的答案可能迄今都似是而非。
正如，以消费电子业为坐标，“中国制造”的困境，不仅在于国人一直“流行性”地认为当年日本人只是幸运地从美国实验室“窃取”了技术，不仅在于缺乏索尼井深大和盛田昭夫那样痴迷于产品和技术的标志性人物；而且也在于没有体察到企业成功背后的“灵魂”，如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那样，其公司经营受佛教的影响和浸润，最终将做企业视为服务全人类的修炼和“精进”。而一手缔造京瓷等两个世界500强企业的稻盛和夫，曾经“正心诚意” 体悟和“身体力行”的公司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和日本的古典思想，并不是什么现在大兴其道于中国的MBA式教材。
在一个所谓“失落的十年”之后，“复兴的日本”让中国人必须抛弃之前自认为日本时代已经终结的愚蠢的“错觉”，重新转向日本探求“未来之法”。
在那场危机中，整个日本最痛苦、最激烈的“文化融合”场所，典型如卡洛斯·戈恩治下的日产公司，英国人斯特林伯格最终接替出井伸之成为首席执行官的索尼，其间所经历的磨难和抉择，超过我们的想像，而日本人和日本公司新生的能力也再次让我们“震惊”。
对于重新发现日本的中国人而言，实质上以消费电子和汽车产业大公司，以“经济动物”，来标定日本竞争力和价值的思维，已经毫无意义。
日本的确是一个巨大坐标。真正对“美国世纪”的权力第一次发动挑战的是日本。日本崛起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能够达到这样的深度：拥有世界第二大的经济力量，文学、艺术和科学，赢得诺贝尔奖这样的世界性声誉；在最辉煌的时刻，日本杰出的知识分子曾代表东方与西方的思想大师进行东西方文明的伟大对话。
我们的“日本观”必须拥有这样宏大的历史、文明视野，而在细节式的探求时，不妨切记韩国文化学者李御宁探究日本时似乎卑微而实则深刻的发言，“我只想从小书包里拿出铅笔头和小学生常用的白色笔记本，当然还忘不了准备一块既软又好用的橡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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