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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十月 02, 2007
袁伟时：《冰点》事件纪事与省思（下）
我非常赞同这位著名历史学家的评论。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弄清楚义和团因何而起”这个任务在柯文和其他一些作者的著作中已经解决，不再是有巨大吸引力的学科生长点。而在中国大陆，冲破狭隘民族主义的桎梏，依然任重道远。
与此同时，他说的“恐怕所有国家的教科书中都存在扭曲历史的问题。美国也是如此。”是个非常重要的论断。荷兰《人民报》驻中国记者汉斯（Hans Moleman）先生也曾主动告诉我：“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教科书问题。荷兰的教科书最初对在印尼的殖民统治也遮遮掩掩，后来才逐步反思。”三月，我曾收到一位正在英国留学的一位中国学生的来信，因为看到英国教科书也有问题，他激愤地说：“我也是义和团！”他的烦恼似乎在于他没有注意到在发达国家，没有人会把教科书看作不容批评的“国家行为”，而是在自由讨论中逐步涤垢除秽；前提是知识分子牢记自己的责任，不要放松对各自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行为的监督。
最是伤怀是亲情
马克思说得好：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至理名言。无辜伤害一个人，必然伤及大小不一的人群。
对我说来，事件发生后的一个难题是如何瞒住我的太太志明，让安分守己的她的平静生活不要受到干扰。她不懂电脑，听力不好，整天躲在家里看报纸，看电视，做家务，几乎足不出户。因此，尽管一个多月来室外雷电交加，她对事件仍毫无所知。二月下旬的一天，她突然对我说，徐雪宾打电话来，说你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发表文章，闹得很大，她将有关情况都告诉我了，还说有境外反动势力支持，要我做好最坏准备。
所谓境外反动势力支持的具体内容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捏造，不知谁把那些谣言吹到雪宾耳边。（1）“有境外资金支持”。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有境外资金支持不等于政治上有问题。二十年前，我得过美国王安研究院汉学研究奖助金，那是国务院科教组（教育部）同当时美国华人电脑巨头王安的研究院合作，全国重点大学教师公开申请、公平竞争得到的。十年前霍英东基金会拨出一笔款，给我组织学术活动。我利用这笔钱在海天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套“现代与传统丛书”，庞朴的《一分为三》等高水平的学术著作纳入其中；与此同时，邀请了包括李泽厚、刘小枫等许多著名学者到中山大学讲学。不过，十年前这项拨款已经中止。此外，这笔钱任何支出都要向基金会凭单报销，我只是活动的组织者而已。我早就知道有人喜欢在资金问题上做文章，制造“反动势力的代理人”，为此我特别谨慎，真正做到了无懈可击；这也是我在风暴中如此坦然的原因之一。（2）我的“书境内买不到，都拿到境外去出版”。其实，直到今年6月，我的书都在境内出版，从未在境外出过书。7月，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拙著《晚清大变局》的繁体字版，是我第一次在境外出书；但这部书1992深圳初版，1995年重印，2003年江西出增订新版。此外，在这个问题上还不能忘记一个简单的常识：作为言论自由不可分割部分的出版自由，是现代公民应有的权利。一个国家的公民在自己的国家不能自由出版自己的著作，被迫到境外去寻求这样的机会，应该受到谴责的是专横的权力，而不是作者。（3）“为台湾敌对势力攻击大陆提供论点”。《冰点》事件爆发，国共两党正处于蜜月期，算不上是“敌对势力”了；民进党周身蚂蚁，自顾不暇；他们都没有介入这件事。台湾和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的媒体卷入此事，功劳应该归于阅评组，是他们制造了这次风波，为传媒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我关于义和团的观点，是境外学术界多数人的共识，用不着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学者点醒他们；柯文的来信就是佐证。
在中国，诬陷敢于坚持自己的思想、学术观点的人政治上有问题，甚至说他或她背后有反动势力操纵，制造“阶级斗争新动向”，从20世纪20年代起，司空见惯，许多受害者家破人亡。不过，改革开放以来，这样的卑鄙勾当虽然不绝如缕，但人神共怒，愿意故技重演者越来越少。想不到在这次事件中还有人想玩这一手。这些谣言来无踪，去无影，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正好说明这些阴招的市场非常狭窄，没有什么人愿意买账了。
徐雪宾教授和志明是广州协和女中的同班同学和多年的挚友；她丈夫是卢永根院士，夫妇俩和我们是认识五十多年的朋友了。也许是经历的风霜太多了，同时相信我光明磊落，没有接受不正当的资金，志明虽然担忧但是相当平静。她的意见是：他们爱怎么批，就怎么批吧，不要对抗，不要反驳，以免连累子孙后代。她一贯的态度是相信“组织”（共产党和政府），“组织”错了，顶多提提意见，不听就逆来顺受。我告诉她，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更没有所谓同境外反动势力勾结；我的学术观点是对的，是为了国家未来更好发展；我认为她的那些担心都是不必要的。
令我苦涩的是她们为什么会那样轻信谣言和联想到恐怖的后果。我深信雪宾提醒志明要做好最坏准备完全出于好意。40年代末，她们念中学时一起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那是有生命危险的选择。1950年夏天，雪宾考上燕京大学和岭南大学，奉命放弃燕京，到岭南大学。志明则考上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也遵照组织的决定，放弃清华，进入中山大学。两个毕生奉公守法、听共产党的话、勤恳工作的共产党的忠实党员有这样的恐惧可不是小事。
两人的反应其实都是对几十年来公民权利失去保障、灾祸可能随时降临的悲惨图景的的恐惧。且不说几十年耳闻目睹的悲惨故事和近日流传的谣言令人胆战心惊，亲人的遭遇就足够让她们刻骨铭心。
雪宾的哥哥徐刍，是清华大学教师，这位优秀青年科学家是中国计算机研究最早的参加者。我没有见过他，但多次听志明谈起他，说他一是“牙刷”（广州话：自负），二是喜欢到“天光墟”（早上卖各种旧物的集市）搜罗杂物，修理和捣鼓各种东西。这是非常典型的聪明能干的男孩子性格。这样的人很容易持才傲物，被划为右派就毫不足怪了。文化革命期间他在广西一个劳改场中被活活打死。
志明的姐姐邵妙容50年代是南海县人民医院的护士长。1957年，她应邀参加中共南海县委统战部的座谈会，说了一些党的政策没有好好落实之类的话，换来一顶右派帽子，开始了在炼狱煎熬的过程。最可怜是三个孩子，不得不分散放置在亲友家里；在受尽歧视的环境中长大，身心饱受摧残，其中两人罹上无法根治的疾病。大女孩放在我们家里，但在59年的反右倾中，一些人揭发、批评志明为姐姐的遭遇落泪，收留右派的孩子，立场不稳！在强大的压力下，这位还在念幼儿园的小姑娘不得不转移到其他亲友家里。难忘的2006春天，毕生善良淳朴如无暇白璧的两个妇女（容姐和她的长女梁思）相继过早离开人世。3月为容姐送行，南海新建的非常气派的殡仪馆在狮山镇，正是她当上右派下放劳动、改造思想的地方。包括大饥荒的三年，她就在这个当时经济非常落后的狮山人民公社度过最艰难的岁月；而作为右派居然被选为先进工作者！这是她毕生勤奋、心灵手巧而又人缘很好、从不惹是生非的自然回报。不难想象，她为此付出了比别人多得多的超常劳动。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想起这位善良的姐姐的悲惨遭遇，志明和我都不禁泪流满面。当时，因心脏病几度开刀的梁思已经不能来为妈妈送行了，不到一个月就跟随妈妈西行。
2月2日，年初五，雪宾、志明和自北京、加拿大回来过春节的四位当年的中学同学到暨南大学拜见年逾九旬的中文系教授虞泽甫老师。40年代，虞老师在广州教中学，身为秘密的共产党员，他循循善诱，把他们四个引上憎恨国民党腐败、专制统治，跟随共产党追寻理想社会的革命道路。永根和我也参加了这次难得的会见。四家人共同宴请老师。餐桌上虞老师和学生们，除了忆旧，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当前无所不在的腐败。我们都是唱着“山那边呀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迎接解放军进城的，两代共产党人都没有看到青少年时代的理想实现。但对我说来，这个话题已经有点麻木，谈了什么具体情况完全记不起来了；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没有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形成强大、公正的监督和惩治体系，这个痼疾无法根治。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些人却逆历史潮流而动，老是收窄言论空间？
住在阿根廷的姑姑是我唯一在世的长辈。1946年姑丈高亚伟教授受聘到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名台湾师范大学）执教，她相夫教子，在台湾生活了五十多年，直到2003年姑丈逝世，她才到阿根廷女儿家里居住。事件一发生，她在美国的儿子就打电话告诉她，说伟时表哥出事了。她非常紧张，叫在香港工作的堂弟打听一下情况怎样，人身安全有没有问题。我请堂弟转告，我的生活一切如常，请她不必担心。过了没有多久，春节还没过完，她不放心，又直接打电话来，问我情况怎样？我再度据实相告，安慰她不必担心。但是，要年近九旬的长辈为我担心受怕，心里实在难受，讲了没有多久，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也听到姑姑在大洋彼岸压抑不住在掉泪。在台湾，她是兴宁同乡会的常务理事；在阿根廷，她的女婿是当地侨领；改革开放以来，兴宁县的党政领导费了不少心思和他们联络。姑丈逝世，《兴宁文史》还出了悼念专辑。阅评组大笔一挥，深受其害的显然不止是我个人，家乡同海外游子的感情纽带无疑也重重挨了一刀。
1950年我考进中山大学时，有一大批香港学生怀着建设祖国的美好愿望，也毅然摆脱各种羁绊到内地上学。同改革开放后招收的港澳生不同，这些“香港仔”与我们完全一样生活，没有任何特殊照顾。60年代以后，他们多半带着满身伤痕黯然回去。但也有一些留下来，成为各方面的骨干。我校数学系的马汝念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一直到这个世纪初，他才到美国居住，2006年三月不幸病逝。几天前回国的他太太告诉我，“马仔”（朋友们都这样称呼他）逝世前一再念叨的就是：不知袁伟时现在处境怎样？不知袁伟时现在处境怎样？在不同院系学习和工作，很少交往，他的惦念不但是物伤其类，而且是他为之贡献了毕生精力的祖国的走向的担忧。
2006，寒冷的春天，难以承受的是亲情的关怀。大学同学、高中同学都在殷殷询问：老袁，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事情多，高中同学的聚会缺席了；他们特地推出代表来找我，详细了解有关情况，索取有关资料，一再叮咛：别理他们，健康最重要！最难承受的是两位几十年没有见过面的小学和初中的同学看我来了。她们都是在亲人陪伴下来到中山大学校园的。惠玲别来整整60年，已经步履维艰；从梁锯堂（大礼堂）前面到紫荆园餐厅二三百米距离也要坐车了。念广在广州工作，也已30多年没有见过面。她是拄着两条拐棍和老伴一道来的。她们和我一样都是为人民共和国诚诚恳恳工作了几十年的普通人。我们的愿望也很卑微：不要侵扰我们，让我们自由自在地说几句话。
在喧嚣一时的《冰点》事件中，这些人在各种媒体上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但是他们都瞪大眼睛在注视着事情的进展。他们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恐惧和支持，是对人的命运的关怀，是对人的尊严的向往，是对祸从天降和祸从口出的厌恶和无奈。中国的文字狱源远流长，自从上一世纪苏联的意识形态恐怖传进中国后，谬种流传，土洋结合，变本加厉，人们谈虎色变，这是受害者的自然反应。
这些亲友都知道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面貌已经改观，论何人都没有本事把中国拖回到文革年代。可是，一有风吹草动，恐怖的记忆立即浮现。不能责怪他们无视神州的巨大变化，人们深深懂得：恩赐的优惠，施恩者可以随时收回。面对个人难以抗衡的可以操纵一切的权力，天威难测，宁不恐惧？
一个具体而微的证据是龙应台的遭遇。2005年，我们好不容易把她请到中山大学做报告。在中大的大礼堂梁琚堂校内外一千多听众聆听了她的精彩演说，大小报刊争相报道。2月24日，我收到她的电邮：“伟时，好消息，我昨天去‘试办’进入中国的签证，竟然发给我了！所以，第一个行程，一定是到广州去看你。听说要在广州开‘义和团研讨会’，真的吗？几时开？我就那时候去？或者，早点去，我们‘庆祝冰点复刊’？”
25日，我给她回信：“应台：谢谢传来好消息，等待你来广州！给一个题目吧，再做一次公开演讲。开讨论会云云，纯粹是流言，不但我完全不知道，昨天特地问了几个本地和外地的朋友也说毫无所闻。我想还是看看《冰点》复刊后他们有什么动作再定你的行止吧。除了五月初第一个星期（全民放假的黄金周）和六四前后，什么时间来都可以。”《冰点》事件后没有剥夺龙应台回乡的权利，理应称许。不过，21世纪了，公民可以回乡居然成为一个“好消息”，历史的脚步未免太蹒跚了。
更令人伤感的事还在后头。应台是生活节奏非常快的急性子，约好她12 号上午到广州，下午在中山大学做报告，第二天上午飞桂林。她半信半疑，报告做得成吗？我最初信心十足，一再说行。9号，督促有关朋友去落实报告场地，当听说报告人是龙应台，管理人员请示领导后答复：“这么著名的人物做报告，要报省里批准！”稍有在中国大陆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拒绝的遁词。同一个龙应台，去年在中山大学，可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尽管对这样的官腔不满，在资源高度垄断的环境里，我们只能默默承受。
公民自由与不受约束的权力在冲撞。事例俯拾皆是。就在那几天，长期在香港左派媒体工作的周奕先生来信：
“袁教授：
前两天给你的电邮遭到一再退件，一怒之下，把这几个月来我遭到多次退件的事情抖出来。
文章已写好，并已发给明报。马家辉（《明报》编辑）刚刚来电，立即安排刊出（一般来说是四天之后）。现在把这篇文章邮上给你，我对这些愚昧的行为始终是嘻笑怒骂。”
我在回信中写道：
周奕兄：
写得真实、生动，留下一笔可贵的历史资料。
一个体制确立后，要改变它，非常困难。我们当年都曾参与栽树，不久就长期、反复品尝苦果。我们的最后责任是认真参详，留下历史智慧给后人。
祝
笔力长健！
袁伟时 5月10日
这类信息封锁不光是对我个人通信自由的侵犯，而且是对全体中国人知识和思想的禁锢。人们都知道维基百科（Wikipedia）是世界上内容最丰富的开放和免费的百科全书。是交流知识和激发想象力的最大平台。可是，中国本土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告诉我们：“维基百科以及其他维基媒体项目于2005年10月被大陆当局封锁，至今不能正常访问。”不问可知，藉口无非是它有思想检查当局认为有害的内容。但没有信息自由，就没有现代化。这样的倒行逆施，显然非常弱智而又徒劳无功。它挡不住有心人冲破封锁线，中国的形象却被败坏了，更可怕的是说不定哪一天会不得不吞下压制造成的极端非理性的恶果。
尽管如此，总结19、20世纪中国的历史经验，我坚信只有和平稳健的改革能够推动中国走上法治、自由、民主和富强的康庄大道。
4月13日下午六点，荷兰《人民报》驻中国记者汉斯（Hans Moleman）先生依约准时来到中山大学南校门，陪同他来的是他的助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黄颖小姐。先带他们到中区校园看了一下，惊叹老建筑和古树之美，然后到校内的餐厅吃饭。边吃边谈，整整两个多小时。他说：《人民报》是荷兰第一大报。话题离不了历史教科书和中国未来走向问题。我说：“中国渐渐地在转变成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已经有很多学生不相信历史书上写的东西。越来越多的学生懂得英语，他们能避开封锁，看境外的网站。有人说中国的新一代对历史不感兴趣，我不认为那是真的。年轻人互相之间会讨论历史，他们知道是非曲直，他们只是不说出来罢了。新的中产阶层也一样。但总有一天会改变，中国再也不会沉默。很重要的是，政府也应该积极面对这些。” 我也告诉他：“转型中的中国，黑暗与光明并陈。我深信，中国不是苏联，一个毅然参加WTO的中国，1997、98年相继在联合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公约》、《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公约》上签了字的中国，必将战胜专横，走向自由、民主和法治。”
汉斯先生说：“你很乐观！”我立即补充说：“也很温和。”他笑着答道：“我也很温和。荷兰是低地，所以多数人都很温和。”法国大革命中，被称为山岳派的雅各宾派极其激进，而低地或平原派吉伦特派是著名的温和派。一个认真研究过19、20世纪中国的学者，不可能无视民族主义、不断革命和民粹主义三大极端思潮带给祖国和人民深重的灾难。在不断改革中把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移植到中国，让中国人在自由的环境中继承传统、融入世界、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文明。我企盼看到这一光明战胜愚昧的事业的重大进展。
2006年7月30日星期日写完
8月10日修改定稿
[i] 《粤港信息日报》1998年5月10日。
[ii]人教网历史教育教学论坛，2006年2月4 日。
[iii] 高一涵：<共和国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15年9月。
[iv]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第97、88页。
[v] 吴廷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页。
[vi] 同上，第88、89页。
[vii] 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北京版，第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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