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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十一月 11, 2007
三联生活周刊：“虎来了”
“虎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 2007年第42期总第456期 2007年11月12日出版大巴山那边的陕西镇坪号称拍到了老虎照片，山这边的重庆城口县坐不住了:“镇坪和我们山连着山，那边有老虎，肯定会经常跑到我们这边来溜达。”
为此，重庆市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计划在此地搞一支华南虎调查队，从今年冬天开始行动，争取将老虎可能存在的区域全部梳理一遍。野生动植物保护处相关人士对记者说，调查将“低调”进行，主要依靠大巴山自然保护区的员工、林场的护林员、有一定狩猎经验的农民等，将他们分成若干组，“每组配备望远镜和照相机”。计划中特别指出，“如果有人拍到野生华南虎的照片，经专家鉴定真实，可信度较高，马上奖励两万元”。
记者◎贾冬婷 摄影◎关海彤
一只虎的地方利益
这些天，大巴山自然保护区局长蔡吉祥的信箱快要爆满，都是有关华南虎的，路上遇到的熟人第一句话也往往是:“蔡局长，镇坪发现老虎了，你有什么打算？”公安出身的蔡吉祥表面上不动声色，却和县领导专门去了一趟镇坪，没见到周正龙，当时周已经带着照片去了北京。
蔡吉祥对照片真假的态度很矛盾。他去考察了镇坪的生态资源，“两地同属大巴山山脉，除了镇坪的山缓些，城口的山陡些，没什么区别。老虎活动范围有90平方公里，他们有老虎，我们也会有。如果照片是真的，我们也跟着沾光了”。另一方面，他又和记者讨论照片的疑点:“我第一感觉不像真的。老虎颜色偏红，眼神也不凶。树叶和老虎的比例也不对，大巴山没有这么大的叶片。”他担心这事变成“虎来了”，“这次说假了，到时候来真的了，就没人信了”。
记者搭汽车终于到达城口时，发现县城四周全是山，无一处开口。从最近的大城市——重庆到城口，有两条路，一条经开县穿雪宝山隧道，要10小时;另一条路走宣汉，要12小时。常跑这条路的司机师傅说，大巴车一般走开县，一路走一路揽客;只有高峰期人满了才走宣汉，因为宣汉属四川，不准异地超载。据说，50年代末还未通公路，县委领导到当时的行署万州开会，来回得走半个月，马只供书记和县长用，其他干部下乡，走十天半月是常事。现在县委院内还有当年的拴马桩。
《城口志》记载，境内沟壑纵横，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峰有544座，不适合耕种，全县稻田仅3万余亩，可谓“九分山水一分田”。但这个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却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蔡吉祥介绍，城口位于大巴山南麓，境内的大巴山自然保护区正处于大巴山的南北分界线上，而且高差明显，低、中、亚高山三种不同气候特征形成了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比如这里的模式植物就有289种，其中以“巴山”或“城口”命名的植物45种。一级保护动物有豹、云豹、金雕、林麝4种，历史上曾在此出没的华南虎已从这一名单上删除。
居三省之门户而为“城”，扼四方咽喉而为“口”。正如县城名字的由来，城口位于重庆、陕西、四川三省市的交界处。此地与陕西镇坪分属大巴山的南北两麓，山连着山。当地村民说，从城口县城东面的黄安坝骑马过去，3小时就可以进入镇坪境内。形成对比的是，城口拥有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镇坪境内却仅有一处县级自然保护区。
相邻的两地为何保护级别悬殊？这不能不归功于“崖柏”在城口的重现。1998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公布的世界受威胁植物红色名录中，将崖柏列为我国已灭绝的三种植物之一。而1999年10月重庆市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骨干调查队到城口考察时，重新发现了已“消失”的崖柏野生居群，采到了带球果的标本，向世界宣布“崖柏没有绝灭”。蔡吉祥呼吁，崖柏主要分布在该自然保护区海拔800～2100米的石灰岩山地，由于多年砍伐和开荒种地，目前仅局限在溪谷两岸向阳的悬崖峭壁和人迹罕至的山脊地段。生存环境的改变导致大量的植株死亡，种群现处于极度濒危状态，亟待加强保护。由此， 2000年，大巴山自然保护区由“县级”升格为“省级”。
1999年那次的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普查，还来了一支动物调查队。蔡吉祥说，这支调查队逐渐将重点转移到华南虎身上，国家当时正要选点进行华南虎野外种群调查。调查队在城口听到了很多关于虎的线索，但都没什么效力，摇摇头走了。但大巴山保护区没有放弃，他们开始甄别线索，搜集史料，走访猎人，希望能找到华南虎的确凿证据——为申报“国家级”保护区助力。蔡吉祥说，后来因为经费不足，国家又没有相关政策支持，热闹了一阵也就放弃了。幸运的是，借助于崖柏和其他珍惜动植物资源，重庆大巴山保护区还是于2003年升为“国家级”。
2004年初，城口的又一次机会来了，中国虎国际基金会的全莉来这里选择华南虎的野化基地——从南非培训归来的老虎的放归地。大巴山自然保护区的田庆春说，全莉针对生态环境、食物链、地方政府支持、交通、通讯、旅游资源等各项打分，城口大巴山的生态环境分数挺高的，全莉也认为这里适合华南虎生存。但交通、通讯、旅游资源的严重匮乏一下子把总分拉下来，城口败给了其他竞争对手。“全莉要求城口做出一定配套措施:选择几片适合老虎生活的山头，围上铁丝网，每月定期向里面投放一定的山羊、鸡、猪等动物，方便老虎捕食。过一段时间，将铁丝网的范围扩大，最终取消铁丝网，让老虎彻底野化。这些配套设施至少投资1000万元，我们哪里有这么多钱？”田庆春说。
蔡吉祥说，以往保护区因交通所限，旅游开展不起来，并没有收入，仅靠县财政一年几十万元的全额拨款。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效益立竿见影。投向重庆大巴山保护区的第一笔资金很快兑现——600万元，这些钱相当于保护区以往好几年的投入。
在镇坪，公布照片几天后的10月17日，华南虎特别保护区被划出。18日，陕西省林业厅开始向陕西省政府和国家林业局申请建立国家自然保护区。虽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按规定要在省级基础上两年后才可申报，但如果镇坪华南虎照片被证实，其效应肯定大于城口的崖柏——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便是顺理成章的。
虎之“龙门阵”
2000年，为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城口县林业区发动全县，征集华南虎线索。“在城口电视台发布信息，有奖悬赏5万元。一有线索就在‘城口新闻’里循环播放。”蔡吉祥说，“我们商量过，一旦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带来的收益绝对不止5万元。”
田庆春说，那时候成天忙着接电话，都是提供华南虎线索的。那时候闭路电视还没通到村里，村民们看不到“城口新闻”，保护区有奖征集的事基本靠口口相传。“经常有农民拿一个麻袋撂在蔡局长办公室，里面装着个血淋淋的动物，‘你们看，这不是被老虎吃掉的吗？’”
蔡吉祥他们从这成百条信息里筛选出20多条比较可信的，再一一甄别。但这些信息最终都不能成为华南虎重现的证据——按照国际标准，承认虎存在的条件有五种:抓到活体、找到尸体、拍到影像资料、有权威研究者目击到实体或发现可靠踪迹。田庆春举例说，1998年7月，明中区护林员沈才岳获得虎掌一块，其皮毛颜色近似于从重庆动物园所拍华南虎照片的左前掌颜色，被重庆自然博物馆研究员胥执清送到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检验，各专家不置可否，只有动物所研究员刘丙万用兽毛鳞片复制法和毛髓类型法经电子显微镜鉴定为“非常类似于华南虎”。要得到确凿证据需要进一步做DNA检验，至少要两三万块钱。保护区拿不出这笔钱，这块虎掌至今还放在中科院动物所。田庆春说，沈才岳直到现在还在向保护区讨要他的虎掌。
种种线索都像这样不了了之。重庆自然博物馆研究员邓合黎一直跟踪这些线索，他对记者说，他曾提出一个系统的调查方案，建议在线索比较集中的线路布设红外照相机自动拍摄，但至少需要20万元，被重庆市相关部门否决。其后，大巴山保护区的人力、财力都不足以支撑华南虎的调查，国家又没有相关承诺，这事便冷却下来，直到这次镇坪老虎照片被激活。
“哪一条线路华南虎的线索最集中？”大巴山自然保护区资源科主任饶东升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回答记者，“大巴山像一个扇面把县城围在中间，相关线索散布在扇面的各条轴线上”。
沿“扇面”的一条轴线向北，是大巴山谭家大梁，众多次生林、灌木林所在的平缓坡地。据说这种地理环境最适合华南虎生存。沿山势向上分布的村子是龙田乡中和村，听说，这个村的老村长杜自刚曾亲眼见过老虎。杜家门口停着一辆红色的“蹦蹦”，这种电动三轮车是县城里的出租车，退休下来的杜自刚每天开着车早出晚归，一个乘客收1块钱，一天能挣20多块钱。杜自刚的老虎故事说得绘声绘色:“那是1999年10月的一天，我那时喂了12只羊，每天上午羊上山，下午回来。但这一天12只羊只回来了7只，5只不见了。第二天，还是7只。于是当天晚上吃完饭，我就背起猎枪，带上矿灯，去山上找羊。就在离家不远的山坡上看到了两只发亮的眼睛，‘铜铃那么大，一号电筒那么亮’。”
杜自刚的老房子在山上，他带记者爬山去看现场，“很近的”，约摸走了1小时才到。这个房子现在是他的女儿、女婿住着，守着山坡上的几亩地。当了24年村长的杜自刚指出中和村的分布，从山脚向山上呈纵向带状，他家的这个位置算是低的。而因为不同高度的农田质量不同，他们把同一高度的田分成几块，这样，各家田都有高有低，种地也要山上山下地跑。这几年搞了退耕还林，高处的人家才开始向下搬迁。杜自刚那一天跑上山坡，看到的这对发亮的眼睛就在对面山梁上瞅着他。他向记者指点着那个位置，起码距离有100米的样子。他说，自己又斜向下走至离那对眼睛10多米的地方，看到它卧在荒草丛里，身上有三四厘米的黑黄色斑纹，“头约2号背萝大，大概四五十厘米，我认得它，和北京动物园里的华南虎一模一样”，“扁担花，不是铜钱花，不是豹是虎”。他赶紧后退了几步，爬上一棵距老虎五六十米远的漆树，坐在树上更换火药。老虎和他相持对望了五六分钟也不动，他分析，“可能它被我的矿灯唬住了”，他慢慢下树回家。之后，杜自刚喊了邻居去看，那老虎已跃上一道山梁，只看到它发亮的眼睛一晃而过。第二天，杜自刚再次带上猎狗去现场，看到“大烟缸大”的脚印，猎狗害怕地直往后退。
本来这事在村子摆摆龙门阵就过去了。但第二年的年初，杜自刚一个开县朋友的父亲过世，他和一帮人包车过去吃酒，同车的正好有他的亲戚、当时的县林业局局长杜有滨，摆龙门阵的时候，杜有滨来了兴趣，“你当时怎么没拍下来？拍下来有奖”。及至这一年的线索征集，杜自刚的这个故事便成了重要线索之一，几拨人都来细细盘问，偶有怀疑，杜自刚激动地说:“又不给我钱，我为什么撒谎？再说了，俗话说‘遇见虎，三年苦’，我也不愿意遇见。”
杜自刚说，早年这片山上的虎多得是。他听父亲说，50多年前家里养过一只狗，取名“青龙”，没想到真的克虎，“家人见它跟老虎打过三次架，最终被老虎给吃了”。他还有一个道士朋友，姓唐，两人经常交流草药心得，有一次说起老虎，道士说，他用荔枝树枝打死过8只老虎，杜自刚取笑他说，“你以为你是武松啊”。
杜自刚带记者去找本村一个当年的“神枪手”，据说打死过老虎，就在他遇见虎的那片山梁上。这个老猎人罗福全76岁了，说起打猎很兴奋，他说无论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当年一打一个准。70年代县武装部搞射击比赛，他三枪打在一个孔里，得了“神枪手”封号，发了一条毛巾、一条烟、20块钱。 1976年打猎见到一大一小两只老虎在对面山梁上跑，他打死了小的，大的跑了。等到他去对面捡战利品，却被看见老虎尸体的一个陕西人窝藏不还，陕西人过几天便走了，虎皮也不知去向。罗福全确认老虎的说法也是“扁担花，不是铜钱花”。
在大巴山保护区管理局2000年到2001年征集华南虎线索期间，修奇镇大兴村的线索尤其集中。2001年底蔡吉祥还带几个人来这里访问过。城口开车向东南行驶2小时左右到了大兴村，村支书王立宽一眼认出了几年前来过的田庆春，“又是为华南虎来的吧？”王支书记得挺清楚，2001年10月的某天，“老虎”吃了村里江占全家屋后7只鸡，第二天晚上背走了1头猪，第三天晚上又背走1头猪，第四天伤了江维明家1头猪。
王立宽说，那只受伤的猪约70公斤，家人听到猪的惨叫起床吆喝，“老虎”放弃了美食，“消失在黑夜的密林之中”。第二天，江家请来兽医为其 “虎口脱险”的猪进行缝合手术，猪活了下来。田庆春见过这只猪，颈部半圈密密麻麻的针脚，留下一道30厘米的环状伤痕。过了一阵村里传言，重庆动物园里少了一只老虎，没找回来。
“我们这里不止2001年有线索，2005年又有老虎脚印的报告。”王支书指给记者看村背后的山，“山上有5836亩集体林，都是原始森林，我估计这只老虎还在后山上。”
曾经和全莉一道来城口考察的北京林业大学教授胡德夫对记者说，城口并不特别，类似这样的线索全国发现了很多，说服力都很弱。重庆市林业局相关人士分析这种扑朔迷离的民间线索指出，这些线索有虚张成分，一是惶恐之下产生的幻象，二是民间捡到“骆驼不说马”，再添加上拟人化描述，以增加田间地头摆龙门阵的娱乐性。
渐渐湮灭的虎踪
要寻找华南虎的确凿证据，只有去史料中翻查了。2001年，饶东升曾经专门去查过县外贸局收购处的单据和县志，在那些“一翻就脆”的发黄纸片中还记载着老虎的踪迹:解放初期，华南虎曾经进过县城;1958年，国营商业部门收购虎皮3张;1961或1962年，高楠乡岭南村石桥社刘合金被华南虎抓瞎1只眼睛;1965年，高楠乡岭南村村民熊听明见到过在一起的2只华南虎;1975年，高楠乡林业站站长苟世文在岭南村天福河坝听见虎叫;1981 年，外贸局收购处收购虎皮1张。再之后，有关老虎的记录就零星而模糊了。
1981年的那张虎皮是外贸局收购处有记录的最后一张虎皮，收购价仅50块钱。很多人还清楚记得那一幕，一个高楠乡村民身披虎皮到县城来卖。那张虎皮在收购处挂了5年，占了一整面墙。家住附近的饶东升没事就去摸摸虎皮，摇摇晃动的虎尾。饶东升笑说，“早知道当时买了。现在可要上百万元了”。
1986年来外贸局收购处工作的徐昆听师傅说起过这张虎皮，那时已经被划拨给畜牧公司，他也无缘一见。他经手的体型最大的动物是豹。第一次是在1986年，100块钱收了张金钱豹。那只豹被夹子夹住了腿，只是腿上掉了点毛，其他地方完好无损。他当时想自己掏腰包买下，虽然那时需要他两个月的工资，但那时豹已经很稀有了。但师傅制止了他，非要他开票收归国有。第二年又收了一张豹皮，背上有个洞，根据收购价格规定，只算了80块钱。后来徐昆再也没收过豹。他说，一开始收购站墙上挂着的动物种类多，体格大，豹子、狐狸、狼、山羊、狗，墙上挂不下的就铺地上，后来动物皮越来越少，收购站也就解散了。
听林业公安讲，近几年别说老虎，就连豹子的消息都很少听到了。最近的一次是在几年前，在广州截获一张走私到40万元的云豹皮，追查得知，豹皮是从城口一个农民处买的，这个农民私自弄兽夹夹野猪，结果意外夹得一只豹，他不敢打死，不动声色地看着这只豹慢慢死掉，赶紧转卖。这个人被判了6年。
而据当地人介绍，50年代，城口仍林大兽多，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县城廖姓人家的柴屋，一只华南虎夜里前来歇脚，待主人晨起生火，大虎呼啸着夺门而出，没伤人。城口自元末有人定居后，当地人打了近700年猎，涌现出很多人称“一杆猎枪，千张兽皮”的著名猎手，为什么仍有这么多猛兽呢？《重庆晚报》记者张卫曾到城口做过人文调查，据他了解，城口猎手有行规，即如果枪运太好，反是不祥之兆，具体说，如果一个猎手9枪9中，弹无虚发，就该歇枪了，再打就是“反猎”，要倒霉运。于是行规中有几不打:一是不打猴，因打猴是反祖;二是不打狗，打狗是败猎;三是不打黑，打黑有损阳气;四是不打抖，你手在抖呢，还打啥？猎手还世代流传一句话:“打鱼不景一碗汤，打兽不景精打光。”“景”在城口作节制、控制讲。
野兽数量的转折开始于50年代末，政府提出“多打一只兽，多收一斗粮”的号召，人们开始滥杀野物，仅1958年，全县就捕获虎3只、豹11 只、獐290只、麂1600只、野猪154只、山猪99只、刺猬192只(据县志载)。恰恰在这一年，城口和全国一样大炼钢铁，砍掉原始森林50万亩， 700年的生态毁于一旦。第二次生态灾难是60年代初修襄渝铁路，上千公里全用上等木材做枕木，砍了城口很多古树，但襄渝铁路却并没经过这里。
东升村的卓尚连回忆说，50年代末，村里种地集体开荒，对面山上的树几乎被砍光了。那时候，村里专门成立了一支打猎队，打到猎物给记工分。卓尚连1970年退伍回来，枪法很好，“野猪、兔子成群结队地打”。不过他也没见过老虎，只打到过豹子。不过那时候豹子就很少了，猎人们中间就开始流传打豹子要吃亏的，80年代曾经有几个人围猎了一只豹，那豹伤了5个人，卖得的1000多块钱还不够医药费。90年代公布了野生动物保护名单，有些动物不能打了。直到1998年“收枪制暴”，对野生动物的狩猎完全被禁止。
重庆市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处王维对记者说，这几年城口附近野猪猖獗，对人和庄稼危害很大，原因之一就是食物链上端的大型动物消亡所致。顶级动物华南虎标志着一个生态系统的结构完善和功能完备，这种平衡早已打破。1913年城口设县，在当年蒋介石亲自审订的《川陕边防备览》中对此地有记载，“县境林木蓊郁，不见天日，虎狼成群”。如今这样的情景像是神话叙述了。
转载自：http://china.rednet.cn/c/2007/11/09/13677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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