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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七月 28, 2007
南方都市报：别拿谣言剥夺言论自由
谁是谁非之长平专栏
一场洪水灾难过后，人们还没有听到政府部门关于预警系统、抗灾能力和救援措施的检讨，却先获知一个市民因为参与灾难后果的讨论而被警方拘留，这是一件不容易让人想得明白的事情。
这件事情发生在济南。7月18日一场持续3个小时的暴雨，竟然使整个城市濒临瘫痪状态，损失惨重。据官方数据，暴雨中至少有34人死亡，6人失踪， 171人受伤。城市瞬间变成泽国，市民的恐慌可想而知，他们对于死伤人数的关注也完全在情理之中。尤其是市中心一座最繁华的地下商场，在半小时内变成了黑暗的水箱，虽然官方称无一人伤亡，但网上出现了各种说法。其中一位网名“红钻帝国”的23岁女子因回帖参与讨论，被指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而被拘。
灾难总是伴随着恐慌，恐慌总是滋生着谣言，这是自古以来的人之常情和社会常态。在远古的时代，这些谣言得不到澄清，就变成了神话，比如中国的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希伯来的诺亚方舟，以及古希腊的丢卡利翁小船等。中古时代，这些自然灾害往往被视作天生异象必生异事的征兆，成为民众推翻专制统治的信心支持，中国诸多农民起义中都有这类传说。到了现代社会，科技进步，资讯发达，谣言不容易产生，产生了也容易澄清，但是突发事件中仍然有很多未知的东西，比如死亡人数，即便是权威部门，也不能确保它每一次公布的数据都万无一失。
对于这些未知的东西，民众给予高度关注，进行猜测和争议，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产生谣言。最常见的谣言就是放大灾难后果，夸大死亡人数。其中原因，一是出于恐惧和悲伤，轻信道听途说，类似远古人相信神话；二是对社会心怀不满，唯恐天下不乱，类似中古人诅咒皇帝；还有一种情况，是近现代才普遍出现的，就是纯粹基于对真相的执著，而对政府部门始终抱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这几种情况，都是可以理解的社会心理，只要不出现严重的后果，都应该听之任之，由其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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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国民素质与民主实践
国民素质与民主实践
发表日期：2007年6月21日 出处：《南风窗》杂志 作者：黄卧云强调国民素质是实行民主之先决条件的观点，在民主思想引入中国的初期，就在旧官僚、立宪派、革命者和知识分子这些价值取向可能完全不同的人中取得了惊人的共识，一致把中国在制度上的落后归咎于民众的落后。
它影响深远，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支配了中国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今天虽然不少人已经从事实中看出了它的谬误，但却依然在各种场合流行。
制约权力的模式
民主制度是把保护公民权利作为目标。为了保护公民权利，必须设计出一套基本制度形式，使掌握权力的人担负起服务公民的责任，并抑制自身的利己冲动。公民权利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保护，取决于政府权力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约束。
看上去每个国家的人民或统治者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制度，但实际上他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因为制度的结构是由它要实现的目标规定的。民主制度要实现保障公民权利的目标，必须有相应的保障方法，使方法对于目标而言必须是行之有效的，也就是对于控制权力而言必须是行之有效的。没有可行和可靠的方法，目标就要落空。方法的有效性既规定了民主的基本形式和治理结构，即民主的模式，也规定了专制的基本形式和治理结构，即专制的模式。
政党和候选人围绕权力竞争选票，它给社会带来的利益为民主政治最初的设计者所始料未及。选举的多数规则常常被理解为多数统治，而对后者的真实性的质疑长期以来就没有间断过，理由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有组织的少数对无组织的多数施加影响，进行操纵。但是，民主选举的根本重要性不在于实现多数统治，因为多数并不直接进行决策，而在于实现多数控制。选举既通过多数规则直接控制少数人的权力，也通过造成权力竞争的态势使竞争者相互制约，从而达到控制权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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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七月 27, 2007
《南都周刊》：愤青的狂暴已经接近病态
张三按：还只是“接近”？
张闳：愤青的狂暴已经接近病态
策划：林斌执行：谢海涛景锦受访人：张闳上海同济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理想主义愤青时代
南都周刊：据说“愤青”一词本源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指欧美左翼思潮中，那些主张颠覆传统社会价值的叛逆青年。在中国大陆，最早的愤青是指那些上山下乡的知青，你认为是什么具体原因促使愤青在“文革”前后的产生？和国外的愤青相比，他们有哪些异同点？
张闳：由“知青”变“愤青”，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些“知青”的前身是“红卫兵”，多半是一些抱有革命情怀的年轻人。在成为“知青”的初期，也依然相信自己将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但事实上呢？他们被放逐到陌生的环境里，为生存而苦苦挣扎。当初的理想破灭，人生毫无前途。尤其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他们开始反思，1970年代中期，一些觉悟的青年通过阅读禁书和小氛围的思想交流，重新寻找人生的价值。直到“文革”结束后，他们的声音开始浮出水面，表现为“今天派诗歌”和“伤痕小说”等。
与1960年代西方的左翼愤青相比，知青一代的中国愤青更理性。1960年代西方学生造反运动与“嬉皮士”运动密不可分，他们更强调欲望、生命激情，在形式上跟“红卫兵”运动很像。但知青一代则是通过对“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反思和背离，来表达自己的。他们虽然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叛逆姿态，但更多的是耽于思考而疏于行动，较少具有破坏性。虽然他们也并没有表现出强大的建设性，但充满了对新的理想和价值的呼吁。在旧的理想和价值业已破产的情况下，甚至扮演了新的道德代言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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