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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一月 07, 2009
中国实际城镇失业率或已达24%
一位网友贴出海外网媒转引《香港商报》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国家统计局“调查失业率”的专家组成员曾湘泉教授，最近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透露，3年来统计局的“调查失业率”均超过20%，今年第四季度更高达24%。是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城镇4%登记失业率的5至6倍。
据《香港商报》报导，因为中共社科院2008年12月15日发布《社会蓝皮书》称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9.6%，而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城镇失业率仅为4%。数据几乎相差两倍半，因此，该报记者电话连线采访了曾湘泉教授。
数据相差如此之大，曾湘泉说，是因为统计的方法和口径不同造成的。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所说的失业登记必须是城镇户口，还必须在户籍所在地登记，并将大量的新增就业人口排除在外。而曾湘泉所在的“调查失业率”小组所调查的范围就要宽广得多。
他说，国家统计局的失业率调查活动始于2005年底，那次他们调查的结果显示，29岁以下青年的失业率为25.2%，80%以上的学生毕业即失业，而这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2%。
之后，国家统计局每个季度都会有调查报告，但数据均不对外公开。
对于为何社科院《蓝皮书》所公布的失业率为9.6%时，曾湘泉说，社科院课题组所采用的调查方法和口径比国家统计局的更具“中国特色”，那是给外人看的，而统计局的数据是供中共决策参考的。
他还说，如果中国的“失业调查”完全和国际接轨的话，城乡失业率将有可能超过27%。
《香港商报》电子版似暂未刊登该新闻，但查曾湘泉确为国家级权威人力资源专家，就业、失业问题是其研究重点。《第一财经日报》前一日曾以《调查失业率应尽快公布》为题公布对他的专访，唯文中回避谈及当前失业率具体数字：
曾湘泉：调查失业率应尽快公布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1月06日 02:53 第一财经日报
郭晋晖
2009年，中央对于就业形势的判断，由原来的“严峻”变为了“十分严峻”。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认为，这是30年来中国首次遭遇的周期性失业，无论是劳动者、企业还是政府，此前对此都准备不足。政府除了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作出调整之外，应该在信息披露上取得更大进步，比如尽快公布调查失业率的数据。
调整货币政策更能影响就业
《第一财经日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就业已经成为2009年中国经济必须面对的难题，这一轮的就业严峻形势体现出了哪些特点？
曾湘泉：过去几年，中国的就业问题主要表现为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现在的情况是：在旧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全球经济衰退导致的中国失业率上升现象，在2009年可能出现，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第一次周期性失业。
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不仅仅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中国出口下滑只是部分原因，中国经济本身的特点也决定了此次周期性失业的出现。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汇率上。从2005年启动人民币汇率改革到现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上升了近30%，这对就业将产生持续的负面影响。即使没有国际金融危机，这种影响也会慢慢表现出来。
我们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所带来的就业增长，要远远低于我们汇率和贸易所造成的就业损失。也就是说，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弥补不了那么多的就业损失，这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现在的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相比，我个人认为，可能货币政策的调整对就业有更直接、更大的影响。
不能简单否定“劳动密集型”
《第一财经日报》：农民工是这一轮就业困境的“重灾区”，随着沿海工厂的纷纷倒闭，春节之后他们可能面临“无工可做”的情况。对此，中央提出要继续加大扶持劳动密集型企业，但地方政府似乎有不同的意见。您觉得应该如何处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
曾湘泉：从上半年的经济过热到下半年的经济下滑，中国经济的复杂变化也表现在劳动关系领域。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劳动人群来说，首先影响到了低端劳动力，主要以农民工为主。
当年，制定农民工制度的初衷就是要保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避免经济周期产生的失业率波动风险。但现在的情况和十几年以前又有不同——很多农民工回家后，可能不能再当农民了，这部分人面临的困境，政府必须加以考虑，也已经在考虑了。
地方的考虑角度和中央不一样，一些地方提出的“腾笼换鸟”——关掉劳动密集型企业，是不对的，“劳动密集型”不能简单否定。因为它符合中国人力资源的实际状态。
我们统计过，每年中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增劳动力有2000多万人，其中初中毕业及以下的有1000多万人。这些人要就业，这就是不可忽视的中国国情。这2000万人中，大部分是农民工，如果发达地区都试图以“产业升级”的名义关停劳动密集型企业，那么这些人的就业将成为很大的问题。而且，劳动密集型企业也是有分类的，也可以产业升级，也可以提高附加值，而不仅仅是关闭它们。
尽快公布调查失业率
《第一财经日报》：您觉得在缓解就业困境的问题上，政府首先应该做些什么？
曾湘泉：应该加强对失业人员的科学统计和分析。我最近到一个省去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当地政府领导有一些说法是不对的。他们说新开办的企业比倒闭企业的数量要多，但问题在于：倒闭的一家企业所产生的失业人员数量，可能比新开办企业新增的就业人数要高。但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
宏观政策的调整，首先要依赖宏观经济的一些指标，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失业率指标。比如美国，会依据失业率的变动来调整利率。而中国目前，一定程度上还不知道失业率发生了什么变化——现在的登记失业率再也不能作为真实失业率的指标了，要尽快公布调查失业率的数据。
只有客观、准确的失业率，以及对失业人员合理地进行统计分析和研究，比如失业人群是哪些人、要提供什么样的政策、具体要提出什么针对性的解决办法等，才能使促进就业工作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
帮助大学生就业：信息是关键
《第一财经日报》：大学生就业是2009年另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看，应该说非常不乐观。您认为，当前政府在促进大学生就业方面应该做哪些有效工作？
曾湘泉：金融危机对大多数企业来说，心理作用大于实际所受的影响。由于预期不好，很多效益还不错的企业也缩减了用人规模，这对大学生就业产业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但也应该承认，大学生就业是近年来一直都存在的问题，只不过今年由于就业形势的紧张，显得更加严峻了。
作为高端人力资源的大学生，他们面临的问题仍然是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当前，政府必须做的是加大岗位信息和职位空缺信息的发布力度。大学生们全去智联招聘、中华英才网等网站上找工作，这是不正常的。
当前应该大力推进岗位信息发布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要向社会及时公布信息，从而降低摩擦失业率。同时，教育部门每年各专业毕业生的供给人数，也应当及时公布，以避免造成重复性的人力资本投资，引起不必要的结构性失业。
《第一财经日报》：1998年国有企业职工大规模下岗后，对于一些困难下岗职工，政府采用了购买公益性岗位的措施来安置他们。当前是否也可以采取这种政策？
曾湘泉：目前解决就业问题，一个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思路，就是通过增加财政预算，创造直接安置的就业岗位。比如扩大社区服务方面，可以适当增加岗位。另外，国内还有一些行业还比较落后，需要特别增加岗位，比如中学的职业指导师等，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政府在选择增加这些岗位的时候，必须经过细致的调研和论证，岗位必须是有效的就业岗位，不会造成大学生未来的隐形失业。
两年前，在经济形势远好于今天的时候，在以《就业问题和GDP增长同等重要》为题的《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报道中，曾湘泉回答记者有关真实失业率的提问，同样回避谈论具体数字：
《21世纪》：当前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而一些学者却称目前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可能在10％左右。这两个数字是一个很明显的差异，您怎样看待？
曾湘泉：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统计口径、就业理论平台的统一问题。首先，我们迄今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描述我国劳动力就业、失业的存量和流量分析模型，对什么是就业，什么是失业，是用德国的标准来定义还是用美国的标准定义或者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来定义，在理论界和政府部门仍然缺乏统一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