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のBlog

你如何看张戎关于毛的新著？

张三按：尽管没有读张著原文，但是结合其他外国读者的评价，可证陈院士的分析应为可信。张戎确实出于个人仇恨，而不吝手段，要把毛描绘成天生恶魔。张纯如的身败名裂也恰恰因此。文史不分、把感情参杂到理性之中、甚至把感情放到理性之上、用感情来指导历史研究，不惜选择性失明甚至造假，恰恰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华人的痼疾。

历史是科学而不是文学的一部分，和数学、物理、医学一样，研究结果只能是通过事实和逻辑的分析、推到得出结论，而和感情没有丝毫关系；投入感情来研究历史，自取其辱的程度与投入的程度成正比。你不能因为对一个病人有感情，就把癌症说成感冒；也不能因为厌恶一个病人，把感冒说成癌症。历史研究是就是必须 “超然于人性之外，理智到不感伤痛，冷静至失去热血，枯坐于学院书斋之内轻言得失”来论功过，举世皆然。Fest和Kershaw的两部《希特勒》之所以成为传记经典，恰恰因此。

陈永发：张戎《毛：鲜为人知的故事》书评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5. 832pp.

陈永发（中央研究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中国史上的重要性，不论如何加以评价，都不容否认：事实上，他在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也有其一席地位。他以俄为师，领导中国共产革命，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央集权党国体制，并全心全力缔造一个迥异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体制的国家，彻底消灭私人财产为基础的竞争性市场经济，改变了中国之命运。即便今天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体系中的一环，也仍然可以看到毛泽东时代政治体制的延续；毛泽东思想虽已由邓小平重新诠释，却依然是中共政治合法性的泉源。胡锦涛出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北京郊外的西柏坡，重温当年毛泽东进入北京城前的艰苦奋斗精神，许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未能获益的工农群众，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地位和福利主义，而一些知识分子，也楬橥毛泽东时代的平等观念，严厉批评当下中国的贫富不均。然而，同时仍有知识分子忧心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斗争和控制会卷土重来。

对于这样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怎么可能没一点好奇心呢？过去台湾在「反共抗俄」的时代，由于政治宣传，我们对毛泽东并无任何具体了解，视毛泽东为集所有独裁暴君大成的人物，若不是痛斥他为现代的秦始皇，就是丑诋他为中国的斯大林或希特勒。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希特勒也是十恶不赦的大坏人，但秦始皇和斯大林却是被赞美讴歌的对象，前者为后代中国确定疆域规模和制度基础，后者使落后的苏联脱胎换骨，提供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典范。中国大陆的党史专家在具体叙述毛泽东的一生时，更强调毛泽东「作之师、作之君」的经过，指出他是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思想先驱，不仅将之中国化成为更适合革命实践的科学工具，而且据以正确分析中国社会，制定革命策略，在不同历史阶段，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推翻国民党政权，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些党史专家发展出来的大叙述，尤其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放诸四海而皆准，毛泽东继承马克思、恩克斯、列宁和斯大林的道统，在资本主义十分落后的中国，别出心裁，既动员又组织、既解放又领导中国广大农民，以之为实力后盾，把中国改造成进步的社会主义全新国家。这一个大叙述，以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第一要义，虽不强调毛泽东的民族主义信仰，却让毛泽东赢得中国民族主义的桂冠。相形之下，西方则有一些中国学专家，为了驳斥毛泽东是斯大林傀儡、中国共产革命是苏联共产革命延伸的说法，特别强调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性格，不仅凸显毛泽东中国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也尽情刻划毛泽东的民族主义认同和心理，认为这是中苏共后来渐行渐远，成为不共戴天之仇的最重要原因。

作者张戎博士的父母都是忠贞的共产党员，父亲到过延安，是毛泽东中国的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张戎的父母惨遭红卫兵和造反派批斗，而她自己当时还在中学念书，在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后，被下放到四川西南汉藏民族混居的不毛之地。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她负笈英国，专攻历史，出版了一本英语世界的畅销书：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中文本译名《鸿》，描写祖母、母亲和自己三代女人的心路历程。她的夫婿Jon Halliday研究苏联和东欧共党史。为了撰写这一本毛泽东传，两人合作无间，在过去十几年中，非仅跑遍毛泽东留下行踪的中国各地，也走访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许多档案馆；非仅访问了生命历程曾和毛泽东有过交往的耄耊老人，也访问了许多曾经叱咤风云的有关国际政治领袖；非仅访问了中外许多过气的高官，也访问了一些曾经侍候过毛泽东起居的小人物。特别是，他们更寻访到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留在长沙板仓故居的书信和回忆文字。从这些丰富无比的文献资料中，他们声称发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毛泽东：亘古狂人，只知道自己，只知道权力，只知道征服；对父母不孝，对兄弟不仁，对妻子不贞，对朋友不义，对同志不忠，对国家不爱，对工农大众没有悲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诚挚信仰，甚至也毫不在乎死后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既无领导才能，也无政治理念，既无共产道德，也无策略思想，完全凭借暴力恐怖、欺骗阴谋和特务渗透，取得中国大陆的政权；为打倒政敌和对手，不择手段，阴险自私；他们又说毛贪残狠忍，享受特权，贪生怕死，性好渔色，不知诚信。我们在她描写的毛泽东身上，既看不到马列主义信仰对他的影响，也看不到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留下的任何烙印，他只是一个徼天之幸的独夫。

张戎夫妇呈现的毛泽东，戳破了一些流行于中国大陆和海外关于毛泽东的神话。他们证实了毛泽东在和第一位夫人杨开慧恋爱期间，已不断染指其它女性，而且上井冈山后不久，尽管痴妻来信问候，却置之不理，反而另结新欢，并且没有离婚就再次结婚；他们也证实了毛泽东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经收取来自苏联的优渥「职业革命家津贴」，并十分感叹其改善物资生活之大用；他在江西崛起之时，曾纵容李韶九诸人，假借肃清内部奸细的名义，以酷刑清除异己，株连成千上万无辜；他在抗战前夕，迫于斯大林严令，放弃借刀杀害蒋中正的初衷，改采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谋略；在抗战爆发后，数度秘密接受斯大林的巨款援助，并下令种植人神共愤的鸦片，透过境外贸易，筹集巨额政费；他还在抗战后期利用特务头子康生，发起抢救运动，制造赤色恐怖，以国民党特务的不实罪名，逼迫党员接受抢救，并进行自我救赎；在内战时期，为赢得长春战役，制造饥馑，并拒绝前线指挥官林彪的请求，准许平民离开围城，以致五十万无辜居民饿死十七万。张戎夫妇也证实，中共建国以后，毛泽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时候，同时也签订了承认东北和新疆是苏联势力范围的秘密协议；朝鲜战争期间，毛泽东不顾金日成的屡次求和意见，坚拒对美国任何让步，以致战祸绵延，北朝鲜生灵涂炭至极，直到苏联以暴露中共自导自演的美国细菌战真相为要挟，才逼迫中共让步，签订停火协议。他们也重新证实了毛泽东透过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一连串运动，殃及无辜，并导致几千万人死于暴力和饥馑。他们更特别强调周恩来的愚忠，周恩来虽然不一定认同毛泽东的政策，却任由毛泽东利用他的柔弱和顺从，展开对中共党国体制的大清洗和整肃。所有以上这许多细节，都值得采信，只是其中一大部份，并非完全不为人知，有些甚至已为中国大陆以外的一些专家所耳熟能详。可能因此之故，张戎夫妇出版中译本时，书名易为《鲜为人知的毛泽东》。

不过，张戎夫妇同时也确实提出了一些真正不为人知，甚而骇人听闻的见解，只是证据说服力不强，殊难令人苟同。譬如，他们为了说明毛泽东邪恶，指责毛泽东早在1932年获悉上海《申报》刊出周恩来脱离共产党的启事后不久，便据以逼迫周恩来交出指挥军事的职位，夫妇两人甚至暗示这一份启事根本就是毛泽东自导自演；他们指责毛泽东在陕北借口肃反，肆行逮捕，再大喊刀下留人，藉以骗取土共领袖刘志丹的好感，随后派往前线作战，乘战场混乱加以暗杀；指责毛泽东唆使亲信医生在药方中搀杂毒物，蓄意谋杀抗战期间和他分庭抗礼的对手王明；指责毛泽东内战期间向苏联大量输出粮食，造成东北严重饥馑，也使陕北成为饿乡；指责毛泽东是战争贩子，指使北朝鲜的金日成侵略南韩，以便从苏联讹诈大量的现代军事装备，并贸然发动八二三金门炮战，以便逼迫苏联提供原子弹样本和投射工具；指责毛泽东为取得世界共产主义的霸权，表面主张以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首，实际则暗示东欧共党国家的领袖出面拥戴；指责毛泽东在大跃进前夕，明明知道粮食已经短缺，却故意制造粮食生产的旷世纪录，以便有借口竭泽而渔；指责毛泽东为了个人复仇，发动文化大革命，通过抄家没收善本书籍以充实其个人书屋，或像 1930年代的斯大林一样，以没收的珍贵文物换取外汇；指责毛泽东不在乎死后留名，只注意生前享受名位，所以临终前的两年，邓小平、周恩来和叶剑英已经掌握实际权力，却只提醒他们不要在他生前搞政变，而不管死后文化大革命体制能否继续维持。以上一连串指责，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有一些根本是子虚乌有。值得特别提出来说明的是两个耸动听闻的新见解。第一个是强调中共所谓「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事迹完全出于捏造，若非蒋中正为换取斯大林对其儿子蒋经国的照顾，以及收复西南各省军政大权，故意暗中放行，则毛泽东根本不可能率领红军安抵陕北黄土高原；另一个令人震惊的历史大发现则是，毛泽东在蒋中正阵营里安置了四个红色代理人──邵力子、张治中、卫立煌，以及胡宗南；这四个人皆有扭转乾坤之功，毛泽东全靠他们的吃里扒外，赢得国共内战；其中三人在毛泽东占领中国大陆前后相继投共，仅胡宗南一人不曾暴露其政治面目，终其一生以反共闻名，并埋骨台湾孤岛。可惜这两个惊人之见，虽发前人所未发，但不是建立在确凿的证据之上；基本上乃属揣测之词，经不起严肃的质疑和考证。

因此，张戎夫妇这一本传记给人一个印象，就是他们好像在师法中共党内斗争的一贯作法，尤其是采用毛泽东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批斗策略，把毛泽东本人放在个人道德层次上来斗倒斗臭；义愤填膺之余，也就像毛泽东一样，矫枉过正，但求痛快淋漓，上纲上线，以至于过度、错误甚或扭曲地解释历史事实。正因为他们有了先入之见，所以尽管取得了大量苏联、东欧档案和口述资料，却只看到其中不利于毛泽东的各种批评和指斥，除了进一步坐实毛泽东是一个完全没有伦理和道德信仰的政治野心家以外，并不能增加他们对毛泽东的理解；他们反而因为完全不注意毛泽东所处的时代脉络，一意穷追猛打，搀杂太多的个人情绪，结果把毛泽东写成只有邪恶一个面向的简单历史人物。

其实，张戎夫妇在全书开卷不久，就已经定下批斗毛泽东的基调。他们引用三段毛泽东24岁时阅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注，结论是毛泽东根据其个人的伦理观展开其后来的一生，而其伦理观不过是鼓吹绝对自私：只满足个人冲动，不要社会良心；只算计对自己有无好处，对任何人都不必负责任，既不关心流芳百世，也不在意遗臭万年；趋利避凶，只要没有惩罚后果，便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张戎夫妇完全没有注意到，从他们书中所引两段批注的全部文字中，可以发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毛泽东：

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仍是一性，利人
乃所以自利也。自利之主要在利自己之精神，肉体无利之价值。利精神在利情与意，
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至剧激之时，宁可使自
己死，不可使亲爱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
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1]

吾于伦理学上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
所以成全个人，表同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
心，即须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达正鹄。释迦、墨翟皆所以
达其个人之正鹄也。一曰现实主义。……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
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
也。或谓人在历史中负有继往开来之责者，吾不信。吾惟发展吾之一身。[2]

张戎夫妇从道德虚无主义者的立场出发，看到毛泽东要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排除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因此感觉不寒而栗。然而，他们如果另从道德的实践主义来看，则毛泽东强调自我作主，是透过对自己负责来追求实现，强调争取行动的绝对自由。毛泽东这一套伦理观的危险之处，不在于缺乏道德感，而在于道德感特别强烈，正因为道德感特别强烈，他才会强调真理如果在握，虽千万人吾往矣，「不能因为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完吾之心」。其结果就难免不把自己定义的真理强加在旁人身上。毛泽东所谓真理是个人主观上对客观实际的理解，主观上虽是放诸四海而皆准，客观上却有宽大无比的「解释」空间，毛泽东为了实践理想，遂经常流于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甚至不择手段；为了自己所谓的大仁政，不惜牺牲别人心目中的各种仁政（小仁政是也）；为了自己所谓大恩大德，不顾别人心目中的各种恩德（小恩小德是也）；而为了发扬真理，可以不顾程序正义，可以不避暴力和谋略，甚至可以杀人夺命。

张戎夫妇只看到毛泽东为了达到目的进行的政治权谋，只看到毛泽东的无情和残酷，也只看到毛泽东对暴力和恐怖的使用，而不了解毛泽东的斗争讲究「有理、有利、有节」三大原则；最在乎义正词严，尽管义正词严可能是强词夺理，也可能带来暴力、血腥、苦难和死亡，但是他们完全不理解毛泽东所谓「理」的具体内容，也完全不理解毛泽东如何宣传这个理的过程，也就无法理解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外享受到的拥护和盲目崇拜。他们既不了解毛泽东如何征服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视其为科学真理（马列主义）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代言人，也就无法理解毛泽东如何动员和组织社会基层的广大贫苦群众，当然更无法理解广受中国人民爱戴的周恩来为什么像「奴隶」一样接受毛泽东驱使，为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被张戎夫妇视为中国良心的彭德怀，或人民救星的刘少奇、邓小平，也曾经像中共前华东局书记兼副总理柯庆施所说那样，相信毛泽东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泽东服从到盲从的地步。

毛泽东透过对科学真理和爱国主义诠释权的取得，进而垄断道德的合法性，并以之驱使全国人民；如果离开这一个观察角度，我们不仅难以解释毛泽东本人矛盾而复杂的言行，更难以解释他为什么今天仍然有那么多信徒，或相信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或相信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了。其实，毛泽东固然需要严加批判，但不能单靠妖魔化他个人质量来达到目的，我们应该同时批评和解构经过毛泽东解释过的马列主义和民族主义，提醒读者，马列主义和民族主义并无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永恒内容，其解释因人而异，当其与政治权力结合，且走上狂热的极端时，势必会变质为教条马列主义或是民族沙文主义，祸害难以胜计。如果从这个角度来了解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和马列主义，就不必完全否认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和民族主义信仰之真诚，也可分辨毛泽东马列主义和民族主义中所蕴含的正确和错误成分，承认它们都是两面刃，既可能带来解放，也可能带来杀戮；既可能带来团结，也可能带来分化；既可能带来希望，也可能带来迫害。

再者，毛泽东在树立其思想唯我独尊地位的过程中，从来就是强调现实政治中的实力原则。他在缔造一个高度中央集权权力体制的同时，也建立了一个敢于挑战世界两大强权的军事机器，所以可以不断以个人的意志诠释、代言或操纵他信以为是的科学真理和民族主义，更由于他同时发展出群众运动和思想改造两套手法，并对其成效深信无疑，中国人民因而有时成为他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牺牲品。若把毛泽东想象成只知崇信恐怖政治的阴谋家，不仅忽略了毛泽东如何在思想上征服一代知识分子，而且也过分低估了他取得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代言人地位的领导才能。

毛泽东如何成功地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和马列主义的诠释者和代言人，是中共建国以前党史的主要问题，而如何解释中国民族主义和马列主义，则是中共建国以后党史的最重要问题。很遗憾的是，张戎夫妇耗费了极大的心力，发掘了所谓我们所不知道的毛泽东，却无助于这两大问题的解答。毛泽东带给中国人民的，既有解放，也有奴役，既有浴火重生，也有红色恐怖，既有信仰，也有咀咒；他从小就有救国救民的主观愿望，有用世之心；在拥抱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相信阶级斗争是科学真理，是促成社会进步的不二法门。但是他为了实践马列主义所楬橥的理想，也主张冲破所有外在世界加在他身上的各种网罗和限制，虽千万人吾往矣，尤其不在乎是否牺牲部份人命；对暴力、恐怖、强迫、分化、权谋，亦从不避之若浼，没有狷者有所不为的传统操守，反而相信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把实现自己的主观愿望提到最重要的地位，结果也为中国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对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张戎夫妇竟以极简单的角度来处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尤其为了坐实毛泽东是邪恶的化身，甚至忽略了「小心求证」的基本原则，因而严重减损了全书的说服力与学术价值，不得不令评者深表遗憾。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页146-148。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页203-204。

文章来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2期（2006年6月）

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