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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三月 10, 2007
陈永发：张戎《毛：鲜为人知的故事》书评
张三按：尽管没有读张著原文，但是结合其他外国读者的评价，可证陈院士的分析应为可信。张戎确实出于个人仇恨，而不吝手段，要把毛描绘成天生恶魔。张纯如的身败名裂也恰恰因此。文史不分、把感情参杂到理性之中、甚至把感情放到理性之上、用感情来指导历史研究，不惜选择性失明甚至造假，恰恰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华人的痼疾。
历史是科学而不是文学的一部分，和数学、物理、医学一样，研究结果只能是通过事实和逻辑的分析、推到得出结论，而和感情没有丝毫关系；投入感情来研究历史，自取其辱的程度与投入的程度成正比。你不能因为对一个病人有感情，就把癌症说成感冒；也不能因为厌恶一个病人，把感冒说成癌症。历史研究是就是必须 “超然于人性之外，理智到不感伤痛，冷静至失去热血，枯坐于学院书斋之内轻言得失”来论功过，举世皆然。Fest和Kershaw的两部《希特勒》之所以成为传记经典，恰恰因此。
陈永发：张戎《毛：鲜为人知的故事》书评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5. 832pp.
陈永发（中央研究院院士，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中国史上的重要性，不论如何加以评价，都不容否认：事实上，他在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也有其一席地位。他以俄为师，领导中国共产革命，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央集权党国体制，并全心全力缔造一个迥异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体制的国家，彻底消灭私人财产为基础的竞争性市场经济，改变了中国之命运。即便今天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体系中的一环，也仍然可以看到毛泽东时代政治体制的延续；毛泽东思想虽已由邓小平重新诠释，却依然是中共政治合法性的泉源。胡锦涛出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北京郊外的西柏坡，重温当年毛泽东进入北京城前的艰苦奋斗精神，许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未能获益的工农群众，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地位和福利主义，而一些知识分子，也楬橥毛泽东时代的平等观念，严厉批评当下中国的贫富不均。然而，同时仍有知识分子忧心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斗争和控制会卷土重来。
对于这样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怎么可能没一点好奇心呢？过去台湾在「反共抗俄」的时代，由于政治宣传，我们对毛泽东并无任何具体了解，视毛泽东为集所有独裁暴君大成的人物，若不是痛斥他为现代的秦始皇，就是丑诋他为中国的斯大林或希特勒。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希特勒也是十恶不赦的大坏人，但秦始皇和斯大林却是被赞美讴歌的对象，前者为后代中国确定疆域规模和制度基础，后者使落后的苏联脱胎换骨，提供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典范。中国大陆的党史专家在具体叙述毛泽东的一生时，更强调毛泽东「作之师、作之君」的经过，指出他是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思想先驱，不仅将之中国化成为更适合革命实践的科学工具，而且据以正确分析中国社会，制定革命策略，在不同历史阶段，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推翻国民党政权，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些党史专家发展出来的大叙述，尤其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放诸四海而皆准，毛泽东继承马克思、恩克斯、列宁和斯大林的道统，在资本主义十分落后的中国，别出心裁，既动员又组织、既解放又领导中国广大农民，以之为实力后盾，把中国改造成进步的社会主义全新国家。这一个大叙述，以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第一要义，虽不强调毛泽东的民族主义信仰，却让毛泽东赢得中国民族主义的桂冠。相形之下，西方则有一些中国学专家，为了驳斥毛泽东是斯大林傀儡、中国共产革命是苏联共产革命延伸的说法，特别强调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性格，不仅凸显毛泽东中国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也尽情刻划毛泽东的民族主义认同和心理，认为这是中苏共后来渐行渐远，成为不共戴天之仇的最重要原因。
作者张戎博士的父母都是忠贞的共产党员，父亲到过延安，是毛泽东中国的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张戎的父母惨遭红卫兵和造反派批斗，而她自己当时还在中学念书，在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后，被下放到四川西南汉藏民族混居的不毛之地。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她负笈英国，专攻历史，出版了一本英语世界的畅销书：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中文本译名《鸿》，描写祖母、母亲和自己三代女人的心路历程。她的夫婿Jon Halliday研究苏联和东欧共党史。为了撰写这一本毛泽东传，两人合作无间，在过去十几年中，非仅跑遍毛泽东留下行踪的中国各地，也走访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许多档案馆；非仅访问了生命历程曾和毛泽东有过交往的耄耊老人，也访问了许多曾经叱咤风云的有关国际政治领袖；非仅访问了中外许多过气的高官，也访问了一些曾经侍候过毛泽东起居的小人物。特别是，他们更寻访到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留在长沙板仓故居的书信和回忆文字。从这些丰富无比的文献资料中，他们声称发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毛泽东：亘古狂人，只知道自己，只知道权力，只知道征服；对父母不孝，对兄弟不仁，对妻子不贞，对朋友不义，对同志不忠，对国家不爱，对工农大众没有悲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诚挚信仰，甚至也毫不在乎死后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既无领导才能，也无政治理念，既无共产道德，也无策略思想，完全凭借暴力恐怖、欺骗阴谋和特务渗透，取得中国大陆的政权；为打倒政敌和对手，不择手段，阴险自私；他们又说毛贪残狠忍，享受特权，贪生怕死，性好渔色，不知诚信。我们在她描写的毛泽东身上，既看不到马列主义信仰对他的影响，也看不到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留下的任何烙印，他只是一个徼天之幸的独夫。
张戎夫妇呈现的毛泽东，戳破了一些流行于中国大陆和海外关于毛泽东的神话。他们证实了毛泽东在和第一位夫人杨开慧恋爱期间，已不断染指其它女性，而且上井冈山后不久，尽管痴妻来信问候，却置之不理，反而另结新欢，并且没有离婚就再次结婚；他们也证实了毛泽东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经收取来自苏联的优渥「职业革命家津贴」，并十分感叹其改善物资生活之大用；他在江西崛起之时，曾纵容李韶九诸人，假借肃清内部奸细的名义，以酷刑清除异己，株连成千上万无辜；他在抗战前夕，迫于斯大林严令，放弃借刀杀害蒋中正的初衷，改采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谋略；在抗战爆发后，数度秘密接受斯大林的巨款援助，并下令种植人神共愤的鸦片，透过境外贸易，筹集巨额政费；他还在抗战后期利用特务头子康生，发起抢救运动，制造赤色恐怖，以国民党特务的不实罪名，逼迫党员接受抢救，并进行自我救赎；在内战时期，为赢得长春战役，制造饥馑，并拒绝前线指挥官林彪的请求，准许平民离开围城，以致五十万无辜居民饿死十七万。张戎夫妇也证实，中共建国以后，毛泽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时候，同时也签订了承认东北和新疆是苏联势力范围的秘密协议；朝鲜战争期间，毛泽东不顾金日成的屡次求和意见，坚拒对美国任何让步，以致战祸绵延，北朝鲜生灵涂炭至极，直到苏联以暴露中共自导自演的美国细菌战真相为要挟，才逼迫中共让步，签订停火协议。他们也重新证实了毛泽东透过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一连串运动，殃及无辜，并导致几千万人死于暴力和饥馑。他们更特别强调周恩来的愚忠，周恩来虽然不一定认同毛泽东的政策，却任由毛泽东利用他的柔弱和顺从，展开对中共党国体制的大清洗和整肃。所有以上这许多细节，都值得采信，只是其中一大部份，并非完全不为人知，有些甚至已为中国大陆以外的一些专家所耳熟能详。可能因此之故，张戎夫妇出版中译本时，书名易为《鲜为人知的毛泽东》。
不过，张戎夫妇同时也确实提出了一些真正不为人知，甚而骇人听闻的见解，只是证据说服力不强，殊难令人苟同。譬如，他们为了说明毛泽东邪恶，指责毛泽东早在1932年获悉上海《申报》刊出周恩来脱离共产党的启事后不久，便据以逼迫周恩来交出指挥军事的职位，夫妇两人甚至暗示这一份启事根本就是毛泽东自导自演；他们指责毛泽东在陕北借口肃反，肆行逮捕，再大喊刀下留人，藉以骗取土共领袖刘志丹的好感，随后派往前线作战，乘战场混乱加以暗杀；指责毛泽东唆使亲信医生在药方中搀杂毒物，蓄意谋杀抗战期间和他分庭抗礼的对手王明；指责毛泽东内战期间向苏联大量输出粮食，造成东北严重饥馑，也使陕北成为饿乡；指责毛泽东是战争贩子，指使北朝鲜的金日成侵略南韩，以便从苏联讹诈大量的现代军事装备，并贸然发动八二三金门炮战，以便逼迫苏联提供原子弹样本和投射工具；指责毛泽东为取得世界共产主义的霸权，表面主张以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首，实际则暗示东欧共党国家的领袖出面拥戴；指责毛泽东在大跃进前夕，明明知道粮食已经短缺，却故意制造粮食生产的旷世纪录，以便有借口竭泽而渔；指责毛泽东为了个人复仇，发动文化大革命，通过抄家没收善本书籍以充实其个人书屋，或像 1930年代的斯大林一样，以没收的珍贵文物换取外汇；指责毛泽东不在乎死后留名，只注意生前享受名位，所以临终前的两年，邓小平、周恩来和叶剑英已经掌握实际权力，却只提醒他们不要在他生前搞政变，而不管死后文化大革命体制能否继续维持。以上一连串指责，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有一些根本是子虚乌有。值得特别提出来说明的是两个耸动听闻的新见解。第一个是强调中共所谓「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事迹完全出于捏造，若非蒋中正为换取斯大林对其儿子蒋经国的照顾，以及收复西南各省军政大权，故意暗中放行，则毛泽东根本不可能率领红军安抵陕北黄土高原；另一个令人震惊的历史大发现则是，毛泽东在蒋中正阵营里安置了四个红色代理人──邵力子、张治中、卫立煌，以及胡宗南；这四个人皆有扭转乾坤之功，毛泽东全靠他们的吃里扒外，赢得国共内战；其中三人在毛泽东占领中国大陆前后相继投共，仅胡宗南一人不曾暴露其政治面目，终其一生以反共闻名，并埋骨台湾孤岛。可惜这两个惊人之见，虽发前人所未发，但不是建立在确凿的证据之上；基本上乃属揣测之词，经不起严肃的质疑和考证。
因此，张戎夫妇这一本传记给人一个印象，就是他们好像在师法中共党内斗争的一贯作法，尤其是采用毛泽东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批斗策略，把毛泽东本人放在个人道德层次上来斗倒斗臭；义愤填膺之余，也就像毛泽东一样，矫枉过正，但求痛快淋漓，上纲上线，以至于过度、错误甚或扭曲地解释历史事实。正因为他们有了先入之见，所以尽管取得了大量苏联、东欧档案和口述资料，却只看到其中不利于毛泽东的各种批评和指斥，除了进一步坐实毛泽东是一个完全没有伦理和道德信仰的政治野心家以外，并不能增加他们对毛泽东的理解；他们反而因为完全不注意毛泽东所处的时代脉络，一意穷追猛打，搀杂太多的个人情绪，结果把毛泽东写成只有邪恶一个面向的简单历史人物。
其实，张戎夫妇在全书开卷不久，就已经定下批斗毛泽东的基调。他们引用三段毛泽东24岁时阅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注，结论是毛泽东根据其个人的伦理观展开其后来的一生，而其伦理观不过是鼓吹绝对自私：只满足个人冲动，不要社会良心；只算计对自己有无好处，对任何人都不必负责任，既不关心流芳百世，也不在意遗臭万年；趋利避凶，只要没有惩罚后果，便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张戎夫妇完全没有注意到，从他们书中所引两段批注的全部文字中，可以发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毛泽东：
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仍是一性，利人
乃所以自利也。自利之主要在利自己之精神，肉体无利之价值。利精神在利情与意，
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至剧激之时，宁可使自
己死，不可使亲爱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
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1]
吾于伦理学上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
所以成全个人，表同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
心，即须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达正鹄。释迦、墨翟皆所以
达其个人之正鹄也。一曰现实主义。……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
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
也。或谓人在历史中负有继往开来之责者，吾不信。吾惟发展吾之一身。[2]
张戎夫妇从道德虚无主义者的立场出发，看到毛泽东要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排除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因此感觉不寒而栗。然而，他们如果另从道德的实践主义来看，则毛泽东强调自我作主，是透过对自己负责来追求实现，强调争取行动的绝对自由。毛泽东这一套伦理观的危险之处，不在于缺乏道德感，而在于道德感特别强烈，正因为道德感特别强烈，他才会强调真理如果在握，虽千万人吾往矣，「不能因为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完吾之心」。其结果就难免不把自己定义的真理强加在旁人身上。毛泽东所谓真理是个人主观上对客观实际的理解，主观上虽是放诸四海而皆准，客观上却有宽大无比的「解释」空间，毛泽东为了实践理想，遂经常流于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甚至不择手段；为了自己所谓的大仁政，不惜牺牲别人心目中的各种仁政（小仁政是也）；为了自己所谓大恩大德，不顾别人心目中的各种恩德（小恩小德是也）；而为了发扬真理，可以不顾程序正义，可以不避暴力和谋略，甚至可以杀人夺命。
张戎夫妇只看到毛泽东为了达到目的进行的政治权谋，只看到毛泽东的无情和残酷，也只看到毛泽东对暴力和恐怖的使用，而不了解毛泽东的斗争讲究「有理、有利、有节」三大原则；最在乎义正词严，尽管义正词严可能是强词夺理，也可能带来暴力、血腥、苦难和死亡，但是他们完全不理解毛泽东所谓「理」的具体内容，也完全不理解毛泽东如何宣传这个理的过程，也就无法理解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外享受到的拥护和盲目崇拜。他们既不了解毛泽东如何征服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视其为科学真理（马列主义）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代言人，也就无法理解毛泽东如何动员和组织社会基层的广大贫苦群众，当然更无法理解广受中国人民爱戴的周恩来为什么像「奴隶」一样接受毛泽东驱使，为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被张戎夫妇视为中国良心的彭德怀，或人民救星的刘少奇、邓小平，也曾经像中共前华东局书记兼副总理柯庆施所说那样，相信毛泽东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泽东服从到盲从的地步。
毛泽东透过对科学真理和爱国主义诠释权的取得，进而垄断道德的合法性，并以之驱使全国人民；如果离开这一个观察角度，我们不仅难以解释毛泽东本人矛盾而复杂的言行，更难以解释他为什么今天仍然有那么多信徒，或相信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或相信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了。其实，毛泽东固然需要严加批判，但不能单靠妖魔化他个人质量来达到目的，我们应该同时批评和解构经过毛泽东解释过的马列主义和民族主义，提醒读者，马列主义和民族主义并无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永恒内容，其解释因人而异，当其与政治权力结合，且走上狂热的极端时，势必会变质为教条马列主义或是民族沙文主义，祸害难以胜计。如果从这个角度来了解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和马列主义，就不必完全否认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和民族主义信仰之真诚，也可分辨毛泽东马列主义和民族主义中所蕴含的正确和错误成分，承认它们都是两面刃，既可能带来解放，也可能带来杀戮；既可能带来团结，也可能带来分化；既可能带来希望，也可能带来迫害。
再者，毛泽东在树立其思想唯我独尊地位的过程中，从来就是强调现实政治中的实力原则。他在缔造一个高度中央集权权力体制的同时，也建立了一个敢于挑战世界两大强权的军事机器，所以可以不断以个人的意志诠释、代言或操纵他信以为是的科学真理和民族主义，更由于他同时发展出群众运动和思想改造两套手法，并对其成效深信无疑，中国人民因而有时成为他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牺牲品。若把毛泽东想象成只知崇信恐怖政治的阴谋家，不仅忽略了毛泽东如何在思想上征服一代知识分子，而且也过分低估了他取得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代言人地位的领导才能。
毛泽东如何成功地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和马列主义的诠释者和代言人，是中共建国以前党史的主要问题，而如何解释中国民族主义和马列主义，则是中共建国以后党史的最重要问题。很遗憾的是，张戎夫妇耗费了极大的心力，发掘了所谓我们所不知道的毛泽东，却无助于这两大问题的解答。毛泽东带给中国人民的，既有解放，也有奴役，既有浴火重生，也有红色恐怖，既有信仰，也有咀咒；他从小就有救国救民的主观愿望，有用世之心；在拥抱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相信阶级斗争是科学真理，是促成社会进步的不二法门。但是他为了实践马列主义所楬橥的理想，也主张冲破所有外在世界加在他身上的各种网罗和限制，虽千万人吾往矣，尤其不在乎是否牺牲部份人命；对暴力、恐怖、强迫、分化、权谋，亦从不避之若浼，没有狷者有所不为的传统操守，反而相信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把实现自己的主观愿望提到最重要的地位，结果也为中国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对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张戎夫妇竟以极简单的角度来处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尤其为了坐实毛泽东是邪恶的化身，甚至忽略了「小心求证」的基本原则，因而严重减损了全书的说服力与学术价值，不得不令评者深表遗憾。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页146-148。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页203-204。
文章来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2期（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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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 发表在 中土 | 查看全文 | 评论 (10) | Tags: 张戎
评论
看到有一个自己想看的博客,心里很感动!
希望张三兄能够把这些文章广为流传,让更多的人知道事实!
发表人： halida | 星期六, 三月 10, 2007
不是这篇文章,而是前面那些关于日本的.
这篇文章里的内容,除了鸦片我略有所闻以外,其他的都没有信息来源可以确认.
发表人： halida | 星期六, 三月 10, 2007
陈永发？是不是陈永贵的连裆兄弟？
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在台湾吗？这就奇了怪？那里还有被切了脑延髓的白痴？
发表人： 过客 | 星期六, 三月 10, 2007
“张三按：尽管没有读张著原文，但是结合其他外国读者的评价，可证陈院士的分析应为可信。张戎确实出于个人仇恨，而不吝手段，要把毛描绘成天生恶魔。”
---------------姓毛的说过；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看你这样子，被切掉的脑延髓也还没长全。
发表人： 过客 | 星期六, 三月 10, 2007
我一直把张三兄的博客加在RSS阅读中，但这篇文章令我很失望。此文我在其它处就看过，陈永发的著作我特别到图书馆看过（书名是似乎是共产革命七十年），张戎的书更是千方百计找到读了。我看张戎书的感受是，她写得非常好，从感性上刻画了毛泽东其人，毛对自己的妻子，对自己的同志，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到底都作了什么，难道是官方所刻画的那样吗？张戎的书只不过是揭开了冰山的一角，我相信随着以后研究的深入，毛其人会更清晰的展示在所有人的面前。他不是中国人民的救星，而是中国人民的灾星。张戎的书的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缺乏理论的分析，缺乏历史图景的宏观描绘，这与张戎的知识背景有关，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张戎毛传的价值。关于张戎毛传有许多针锋相对的意见，这是现在这个激烈交锋的时代的必然现象吧。不过我以为历史将来会证明其里程碑式的意义的。
下面再谈陈永发。陈永发以上文章讲得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对共产主义的实态缺乏感性认识，共产主义怎样扭曲人性，怎样将人性中恶的一方面激发出来，怎样打着理论的旗号作出问心无愧的残暴的事，他缺乏感同身受的认知。这一点我在阅读他的“共产革命七十年”（名字记不太清了，是他写的一部通史性质的著作）就感觉到的。这是每一个没有经历过共产世界的所谓知识人的通病。
发表人： 我也是过客 | 星期二, 三月 13, 2007
称“飞夺泸定桥”为虚构，是张戎毛传中一个被广为传播的辩证范例。请参考一下这里的讨论：
http://www.hjclub.com/showtopic.asp?ID=2633818
我不否定该书的价值，但是我否定该书作为严肃历史著作的价值。严重的选择性失明，使读者不得不怀疑她的每一个论点。和平时代，无论何时何地何人何事，政治都不应高于、先于学术。
西方学界的观点，请参考：
哈佛大学第一场张戎作品讨论会
http://www.hjclub.com/ShowTopic.asp?id=2553551
史景迁:评《毛─不为人知的故事》
http://wangbingzhang.us/forum/wbz/messages/40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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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我很赞成的观点:
作者：咱老百姓(真) 标题：对冷眼过客简评的简评 - 2007-3-9 19:52 (94 reads)
一、角度
评价历史人物有两种角度：一是以历史客观为依据，站在历史求真的角度，去伪存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二是以自我好恶为中心，以个人政治观点为依据，用屁股决定大脑，用肚撰决定历史。无疑，陈永发属于前者，冷眼和张绒属于后者。
二、标准
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应该是客观的，理性的，和同一的，是严格用证据和历史真实来衡量的。否则就是各说各话，各自为据。更重要的，搞历史研究的人不应该用自己政治上的成见来建立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标准，以致歪曲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以达到评者自己的目的，这是不应取的共识或常识，也是搞历史的人应该遵守的基本学术道德。 前者依据的是严谨的学术道德，而后者已与江湖骗子相去不远，或者根本就是了。无疑，陈永发属于前者。
三、认识
历史的真实虽然可能在一时一事上被扭曲，但在时间的长河中经得起检验和考验的，并有据可查的，就应该是历史的真实。一个历史学家或评论家或批评家，不论他是蹲过牛棚，戴过高帽，下过乡，受过迫害，如果他用自己的怨恨来写小说，抨击当政者对他的迫害，这无可非议。但是，如果他用这种怨恨来写历史和评价历史人物，那说轻了，他是用小说来代替历史，说重了，就是泄私愤鞭尸，欺骗读者，玩弄历史了。
与上面这类用私人怨恨替代历史的人正好相反，太史公司马迁在自己受了冤曲和宫刑之后，并没有用歪曲历史的手段去写史，而是用自己的知识和尊重史实的良知去写中国第一部记传体通史。把太史公和写毛传的张某一比较，云泥立判，其他的还用多说吗？
用政治观点替代历史，是中共犯过的错误。很遗憾的是，某些自称民主人士的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仍然沿用主观意识，这就难怪没人愿意相信你们。而陈永发能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提出批评，非常中肯，是不可多得的好文。
http://www.hjclub.com/showtopic.asp?ID=2633601
发表人： zhang3 | 星期二, 三月 13, 2007
从金小丁的“评论”开始，中共网评员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为了证明这本书垃圾连“镇反性质就是反恐”也用上了。欺骗了什么人？欺骗了连镇反都没听过的小孩子。谁写毛传之前去翻过苏联档案？世界上有多少讴歌毛的毛传？从这种眼光出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陆的徐友渔推崇它是最真实的一本毛传。要评价怎么能不下功夫去读读？看那些欧美左派和小时候被冲了一脑子黄汤的大陆人士的“书评”最多只有聊作参考的价值。书评可不是“大家一起来找碴”。
发表人： 不简单 | 星期五, 三月 16, 2007
谈台湾中共史专家陈永发评张戎着《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文
·地下党·
在诸多批评张戎着《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的文章中，台湾学者陈永发的评论受到许多大陆人士的喝采，称之为是对张戎夫妇呕心沥血之作的最冷静、最深刻的批评，有人甚至说张戎夫妇写这本书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篇冒似立场超然公允、实则与大陆中共御用文人的论调并无二致的文章虽出自海峡对岸中共史专家之手，却提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反驳证伪张着中对毛泽东一生详尽细致、入木三分的描叙刻画，只是重复了其它人已经提出过的种种所谓的“疑点”。这些“疑点”的产生可能是张书的内容完全不同于中共几十年来的宣传灌输，有违人们心中固有的中国现代史“常识”。陈永发更进一步攻击书的作者，毫无道理地指控他们师法中共党内斗争的一贯作法，扭曲历史事实。真不知张戎夫妇写这本书要斗争哪个政敌，要夺取哪个政党的领导权！
其实，如果不是陈永发头上戴着“台湾中共史专家”这顶帽子，这种文章本来不值一驳。陈永发在其文章的开头便提出一个伪命题，即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中国和世界史上有无一席地位。谁也没有否定过毛泽东对现代中国和世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千千万万人的家庭生活甚至生命都为之改变。正因为如此，张戎夫妇才倾十二年之苦功，遍查各国文献档案，采访无数见证人，写出了这本至今为止最佳毛泽东传记。虽然中共雇佣和指使各色人物在各种华文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攻击张戎夫妇的长篇巨著，重重复复地唠叨那几个所谓的“疑点”，令人怀疑这些千篇一律的“疑点”亦可能是中共为之准备的批判要点，但这本书出版以来却广受欢迎好评，许多国内读者正千方百计地要搞到此书，一睹为快。
不知有意还是无意，陈的文章接着便为毛泽东和中共涂脂抹粉，声称毛泽东“以俄为师”领导中国共产革命，这是错误的。众所周知，在中国现代史上可以说国民党曾经提出过“以俄为师”，而中共是由俄共一手创立、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是斯大林赤化中国的代理人，并非是一个独立的政党，所以谈不上“以俄为师”。中国共产革命是俄国共产革命的一部分，为俄国利益服务，奴才听命于主子，不能说奴才师法主子。陈的文章随后不厌其烦地大段引用大陆中共党史御用“专家”对毛泽东一生的无耻吹捧而不加批评，指出其荒缪之处，反而以时下流行之语，誉之为“大叙述”。至此，陈永发的立场态度已昭然若揭。他其后攻击张着中对毛泽东所作所为的刻画评价所用的词汇和语调，许多可以从这个“大叙述”中找到出处。他批评张戎夫妇未讲马列主义信仰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未讲中国民族主义给毛泽东留下的烙印。纵观世界二十世纪共产政权，有哪个共产党头目是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到卡斯特罗、波尔布特、金正日，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他们无偿掠夺他人财产的强盗行径的遮羞布。在共产党国家里，“工人阶级”从来不是统治阶级，他们社会地位低下，缺少人身自由，与压迫统治他们的寄生虫阶层根本不平等。而且我们也知道，毛泽东夺得中共党内的领导权并非是以马列主义信仰为武器的。相反的，被他打倒的政治对手李立三、瞿秋白、王明等比他更忠于马列主义。从毛泽东在日本侵华、民族危亡时期的表现到外蒙古在苏联操纵下从中国独立的态度立场，丝毫看不出他有任何民族主义思想。相反的，他是一个为领取苏联津贴不惜牺牲中国人民利益、被斯大林用来执行其对华政策的马前卒。
陈永发一方面声称张戎夫妇著作中的一大部分已为专家们耳熟能详藉以贬低其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攻击张书中包含有“骇人听闻的见解”、“有一些根本是子虚乌有”，但却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来反驳证伪他所指控的一切，令人怀疑他作为中共党史专家是否名不副实。毛泽东通过敌人之手消灭自己党内的竞争对手并非空穴来风，张书中举了大量事实说明。这种手段也非毛泽东所独创，古往今来搞专制暴力政治的，哪个不是通过手段的肮脏而获得最终的成功？如果蒋介石能遣非嫡系部队打头阵，毛泽东为何不会派刘志丹上前线送命？蒋介石有戴笠，毛泽东有康生！王明被数次下毒有当时驻延安的苏联医生证明，是王明自己写文章指控毛泽东指使手下人对他下毒，张书不过是引用王明的指控而已，联想到后来毛泽东阻止周恩来及时治疗癌症，王明和毛泽东之间孰是孰非，读者自有判断。至于毛泽东发动金门炮战以逼迫苏联提供原子能样本和投射工具等事件在赫鲁晓夫回忆录里可以找到。陈永发煞有介事地以“令人震惊的历史大发现”这种中共出版物里的常用语来讽刺张书中有关邵力子、张治中、卫立煌，以及胡宗南是共产国际的红色代理人的内容，进而暗示张书完全不可信。在那个赤色洪流到处泛滥的时代，能够混到高官厚禄地位的人欲给自己留条后路以保荣华富贵而与共产组织暗通款曲是不奇怪的。从邵力子参加中共“一大”、以后又多次以各种借口访问苏联就可看出此人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非同一般。张治中和共产国际的密切关系在已经解密的苏联国家档案里有记载。张书给出卫立煌于１９４６年主动投靠苏联间谍机关的详细过程，包括他给苏联间谍机关的亲笔信。这里陈永发有个小错误，张书并没有说邵力子、张治中、卫立煌是毛泽东在蒋中正阵营里安置的红色代理人，只是说这三个人为苏联人服务，并且张的书中明明白白地说胡宗南是红色代理人没有来自苏联国家档案的证明，是张戎夫妇自己的猜测。所有这些，陈永发如果懂得俄语，象张戎夫妇一样认真查阅过苏联国家档案，是不因该震惊的。
陈永发在其文章之初，提到他在台湾从小饱尝国民党“反共抗俄”的政治宣传，因而对毛泽东这个人物有了极强的好奇心。许多台湾人都象他那样，由对国民党宣传的不信任而产生“逆反心理”，常常欲从“正面”看待、理解、和评价毛泽东的一生，毕竟毛泽东打败了蒋介石，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嘛！但是陈永发更进了一步，他立志研究中共党史，因为他想知道“到底是何原因让国民党失败撤退到台湾，共产党又如何获得广大农工阶层的支持。”有了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陈永发在这篇文章里声称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解放，带来了浴火重生，而这是许多在大陆毛泽东残暴统治下生活过的人所不能同意的。他的观点实际上同中共的观点相去不远，中共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三七开”，而陈永发的评价是“五五开”。陈永发文章的后半部分就是以他对毛泽东一生评价的“五五开”为指导思想，借助中共御用党史专家“大叙述”的构架，来攻击指责张戎夫妇一书的。
陈永发首先指责张戎夫妇对毛泽东的不理解，不注意毛泽东所处的时代脉络，把毛泽东写成只有邪恶面的简单历史人物，要求他们也要写出毛泽东好的一面。如此，我们亦可要求世界上希特勒传记的作者注意希特勒所处的时代脉络，理解希特勒的伦理和道德信仰，不能把希特勒写成只有邪恶面的简单历史人物。陈永发再引用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编辑出版的所谓《毛泽东早期文稿》中的二段话来证明有一个完全不同于张书所描写的毛泽东，认为毛泽东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其所作所为皆有高尚的道德依据，为此他颇费笔墨描绘毛泽东杀人夺命是为他心中的“大仁政”。这很难令人信服，是他一厢情愿的猜测，因为这里陈永发完全依据中共出版物获得毛泽东的道德观，其真实性、完整性、以及适用性令人怀疑。想一想毛泽东的好学生波尔布特的所作所为吧。当波尔布特残杀二百万柬埔寨无辜民众时，这世界上很少有人会认为或化精力研究他这样做是否出于强烈的道德感，是否为了“大仁政”。这种过分夸大强调或无中生有地捏造杀人者有所谓的“强烈的道德感”是对犯罪的受害者及其亲属们的一种洗脑和催眠，其本身是不道德的，也是对人们智慧的鄙视和认知水平的公然嘲弄，更无助于人类社会防止这类杀人暴君的再次出现。
陈永发进一步指责张戎夫妇不了解毛泽东的所谓“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不理解毛泽东“理”的具体内容。在大陆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毛泽东的“有理、有利、有节”只不过是中共对外宣传的无数技俩之一。毛泽东只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来没有以理服人，也没有允许过别人讲理。他搞的是“民主集中制”，实行的是党内独裁专制，一切由他说了算，对敢于异议者实行残酷报复、无情打击。这在他所宣扬的历次党内外路线斗争中莫不如此，而这也是在台湾长大的陈永发所不了解、没有体会的。象斯大林一样，毛泽东靠的是枪杆子而享受到中共党内外的拥护和某些人不得不表现出的崇拜，否则他就不会至死也要把住军委主席的位子不放。从４９年前搞一言堂的延安整风运动、解放区杀鸡吓猴的“土改”运动，到４９年后一个个连绵不断的镇压和洗脑运动，大陆民众长期生活在恐惧中而毫无希望，被迫互相监视揭斗而不信任团结。毛泽东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有理、有利、有节”的统治术。这里陈永发自觉不自觉地采纳了中共的宣传惯用语，什么“广大贫苦群众”，什么“广受中国人民爱戴”，什么“科学真理”等等，不一而足。在一个防民之口如防川、一切新闻消息都被严密封锁的极权国家，陈永发是如何得知中国老百姓的真情实感的？没有中共的宣传，他如何得知中国知识分子视毛泽东为科学真理和爱国主义的代言人？张戎夫妇从来没有低估毛泽东的个人能量，除了中共宣传的那一套老生常谈，陈永发却没有阐明毛泽东的个人质量在哪里。他选择使用具有特别色彩的“妖魔化”一词攻击张戎夫妇对毛泽东一生的客观评价暴露了他本人根深蒂固的偏见。陈永发不承认毛泽东对中国的统治是一场彻底的失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深重灾难，中华民族四千年来所积累的文明成果差一点葬送在他的手里，却硬要张戎夫妇找出所谓毛泽东的马列主义和民族主义中的正确成分，而自己又无能力分辨出这些正确成分具体表现在哪里，实在使人觉得他在胡搅蛮缠，令人哭笑不得。至于毛泽东以和平时期饿死数千万中国人为代价穷兵黩武而建立的“敢于挑战世界两大强权的军事机器”差点儿陷全体中国人民于核战争的万劫不复的深渊，为毛泽东病入膏肓的懿思妄想陪葬。毛泽东神经过敏，风声鹤唳地自己给自己找敌人，一会儿要打“美帝”、一会儿要打“苏修”，一会儿又要打“各国反动派”，弄得民不聊生，使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为此，毛泽东又神经兮兮地要开始“反潮流”。就是这台被陈永发热情歌颂的军事机器却被上台后的邓小平毫不留情地裁减……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几段里，陈永发不厌其繁地堆砌了许多来自中共御用文人“大叙述”中的词汇和中共党史教材中的宣传术语，不遗余力地为毛泽东一生的所作所为辩解，明的暗的为毛泽东统治高唱赞歌。为此，我们不得不问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陈永发是台湾中共党史的研究者，他需要中共出版和提供的党史资料，这从这篇文章的引注中可见一斑。这种人如果不和中共保持某种形式的默契合作而冒然去大陆寻找材料，其后果可以从几位研究文革的美籍华人学者的不幸遭遇看出——陈永发确实是一位聪敏人。
发表人： George | 星期四, 五月 03, 2007
凡是中共质疑的极力否定诬蔑的，就一定是真实的需要肯定尊重的。凡是拥护中共的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不值得信任和尊重，并要与其斗争到底。这玩意最怕光明，天天遮遮掩掩，信口雌黄，没有廉耻，你若与他光明正大的辩论，这玩意就撒泼无赖胡说八道起来，反正这玩意无人性，习惯性撒谎维持生命，你就拖它出来让阳光晒死它。
发表人： fkcp | 星期六, 六月 16, 2007
我想对张戎和George一流的人说的一句话是，用谎言来对抗谎言永远是不能成功的。本来有人愿意相信你们的但是现在看到你们肆无忌惮的谎言，对你们的初衷和真实性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发表人： lsk | 星期一, 六月 09,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