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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十月 08, 2006
陈良宇言论选编
一、关于共产党
－－当前最重要的不是共产党需要担心自己会垮掉，共产党不需要总是担心自己是不是会垮掉，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共产党最应该为人民操心的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能在国际竞争中抬起头来，让人民在国际上抬起头来，让我们的华侨、世界华人在国外抬起头来。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也都是科学，我党在决策的时候要尊重科学，就是要尊重所有的科学。
－－我们的党需要专业人才，我们的党校要培养专业人才，就是要培养在专门岗位上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懂专业的人才。党校不是学习中央文件政策表决心的地方，更不是结帮成伙搞意识形态斗争的地方。
二、关于上海
－－“三个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这三个方面来讲，上海都在全国的最前列。所以，上海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上海的发展是稳定高速的，上海的高速稳定发展得到中央的支持，但不依赖中央。甘肃省目前还需要依赖中央，上海有能力帮助甘肃省摆脱依赖。
三、关于抵制中共中央
－－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现在好像不怎么讲了，为什么不讲了，发展不是硬道理了吗？那么谁来告诉我还有什么是道理？
－－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有人领会成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人就不应该继续提高生活水平了，就要等没有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人也达到了之后才可以继续提高生活水平，这种理解完全没有道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是用这样机械的思考方式可以完成的。
－－太阳升起的时候先照亮东边，不是东边和西边同时照亮，我们只好尊重这样的事实，这就是尊重科学。平衡发展是好的，平衡发展只能逐步地、平稳地过渡完成，平衡发展不是杀鸡取蛋，杀鸡取蛋就是不尊重科学，平衡发展不是劫富济贫，劫富济贫的结果是均贫而不是均富。
－－宏观调控我是赞成的，平衡发展当然是好的，正确的宏观调控和平衡发展肯定不是让正在发育的健康的孩子少吃点饭，让另一个正在闹胃病的婴儿把肚子吃的撑起来，当然也不可以是让一个等待做胃病手术的病人大吃一顿。
－－我们不能把宏观调控和平衡发展当作平均主义的代名词，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的经济建设历史经验早就证明了平均主义的思想只能扼杀发展。
－－发展有先有后，发展永远不可能绝对平衡，把不可能的事情当作口号可能对鼓舞人心士气有暂时的效果，当真了就是欺骗自己也欺骗人民群众。
－－我们是要老城市更新发展并且建设更多的新兴城市，还是要限制老城市更新发展和新兴城市崛起？我们是要让更多的农民变成城市居民呢？还是要让农民永远是农民呢？那么为什么中央的有些人就想不通要给城市的扩展和新兴城市的崛起人为地加以诸多的限制呢？
四、关于政策“变通”
－－贪污腐败和政策变通不是一回事。贪污腐败是有人谋私利，政策变通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
－－我同意赞成的事情我说话算话，有的事情我说话算话但不是我说了算，等到有一天上面说我说的不算的时候，对上面我来负责，你们也会承担后果。你们要明确我说的这一点，我们才能一起干，否则就别跟我干。我这个人，做事只要对得起党，对得起良心，对得起人民，我不怕风险，我不推卸责任，我有话直接说，先说清楚了再来做。
五、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政策
－－楼价飞涨是因为房子供不应求，土地飞涨转手就获暴利是因为土地供不应求。供求关系的道理，卖西瓜的小贩没有一个不懂的。可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间，有人就是不懂，连不懂装懂都不会。
－－我们的领导同志对一些具体的经济纠纷不经过调查研究就作出批示的作风应该彻底改掉，这样的做法既不是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纠纷，而且也不是正常的行政运作。这种做法会起到煽动作用和制造混乱，这不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是在降低党的执政能力，因为党的执政能力必须体现在注重依靠法律来解决纠纷上，不是体现在党的领导同志的权力大小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对一个鸡毛蒜皮具体事件的批示，我们不可以不尊重，我们不可以不考虑，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算是哪一条法律？我没有背过法律条文，谁来提醒我一下？没有人告诉我，那么这个问题就只能让法庭去决定。法庭的决定，我们当然也要尊重。
－－人口流动是加速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多少省市在首都设办事处？这些全国给省市在北京设办事处，就扩大了北京的城市消费，就给首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多少省市和外地大、中、小企业在上海设了窗口？多少外地的个人到上海寻求发展的机会？多少港、澳、台和外国企业在上海设立了机构？这些都在以正反馈的形式加速着上海的发展。你怎么来要求全国做到“平衡发展”呢？你可以发一个文件鼓励他们都去延安，但人家不去你怎么办？你还要把上海的高楼盖在延安来个“平衡发展”吗？把上海的高楼盖在延安，房价肯定不会高，但是这有道理吗？这不是太不讲道理了吗？
－－有人怀疑现在中央的领导人偏重使用行政手段来干涉经济社会的事务，我不这样认为，但是，确实有人错误地理解了中央的精神，错误地认为中央的精神是用行政手段来干涉经济社会的事务并在实践中走行政干涉这种捷径，我认为问题出在这个地方，需要纠正这样的错误理解。
－－有人总是拿境外的传媒造谣诬蔑所谓的“上海帮”来说事，我到要就着今天的机会反问这些人几个问题：为什么境外的反动传媒如此憎恨“上海帮”而不如此憎恨“四人帮”？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境外的反动媒体对我国高速发展天天唱衰而对发展停滞和倒退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吹捧？我们共产党内有没有人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我不知道，不过，我也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党内如果有不同意见的人要利用境外反动媒体来向自己的同志和同事发动舆论进攻的话，这不等于告诉全世界我们自己党内的事情不能在党解决？这样的错误作风，和党内存在的贪污腐败相比，哪一个对我党的生死存亡更危险？说这种行为是和“反共反华”穿一条裤子是重了点，发展下去就是反共反华也没错。
六、个人主义膨胀和狡辩
－－上海是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见证，上海是先进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先进的象征，上海是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发展的实验地，上海是我国的光荣，这就是我党领导下的上海，“我的上海”。
－－作为上海的市委书记，我在中央决定的政策精神指导下首先对我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负责。我的职责范围同总书记是不同的，总书记的职责范围同我的也是不同的，我们都是共产党人，但这不是说我们的工作职责范围没有界限，共产党是一个集体不是一个人，共产党的领导有分工，共产党是有党内民主的，这个意思我的个人理解就是包括了共产党不是一个人的意思。
－－宏观调控的政策没有起预先估计的效果，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分析。上海市政府在贯彻执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方面做到了充分的全面的落实，但是私人的资金和外国的资金继续流入上海，私人之间的资金周转很活跃，我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我们没有政策可以对此采取措施。我们总不能不准张三借钱给李四吧？我党没有这种规定吧？
－－我强调要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的意思不是否定运用行政手段，我的意思也没有排斥党的领导，我的意思是在应该和能够运用经济手段的时候，不要认为使用行政手段是走捷径，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轻易使用行政手段来干涉经济社会的事务会留下我们不想要的后遗症，应该和能够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的问题，也不要轻易地用行政手段来解决。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不等于就是提高使用行政手段干涉经济社会事务的比例，我不这样理解。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国私营企业创造了国民总产值的40％多，我们上海的国营企业创造了上海总产值接近80％，如果要谈谁最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难道不是上海最坚持社会主义吗？那些动不动就想给上海扣上资本主义帽子的人说的话不值一驳。上海建设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榜样，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上海没有搞资本主义，这顶帽子戴在上海头上不适用，这顶帽子戴在我头上戴不上。你先做到全国的国营企业国民总产值超过上海再来跟我说上海是不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问题，否则请原谅，不要浪费你我的时间。
七、关于市场经济
－－对国务院宏观调控具体措施有意见的干部们，不要只会抱怨，你们要拿出具体的办法来。就事论是，一是一、二是二，具体问题具体想办法，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在经济问题科学办事就是充分保护和利用市场机制，只要市场存在，办法就一定会有，问题就一定能解决。
－－资金要流动才能为发展建设发挥作用，不准和限制资金流动就是浪费资金，这是不利益于发展建设的。资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流动是有其科学规律的，在某种程度上，里面的科学规律和资本主义经制度下是一样的，你说不一样，那么请拿出科学根据来，你如果只是相信有不同的科学规律，但还没有发现，没有总结出来，那么就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已经发现了的市场经济规律，就当作代用品先用吧。飞机还没有发明，火车已经有了，有人说既然飞机还没有发明，那我们还是去坐马车吧，谁听得懂？大家会觉得这种人脑子不正常。
－－房地产价格过高的地方，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地方，都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房地产市场机制，没有人逼谁买房子，又不存在单位摊派的问题。房地产价格过高，这里面说的是两个不同问题：一个问题是市中心黄金地段新建的房子和一些绿化环境好、交通又方便的小区，主要是面积较大、比较豪华的房子，价格是高，甚至很高，但不存在什么“过高”的问题。房子的价格过不过高市场自然会有平衡，房屋价格过高了就没有人买了，怎么过高法呢？事情就这么简单嘛！说房地产价格过高的人，实际上讲的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普通人在市中心买不起这种面积比较大、比较豪华的房子，普通人买不起的那种小区别墅，这类房地产对这普通人当然存在价格“过高”的问题，但这不是房地产价格过高的问题。其他不那么市中心的地方的房子普通人是买得起的，政府也努力地帮助他们购买，上海市政府在这些矛盾的方面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维护了上海的稳定和发展。如果说在市中心建造一些低规格的房子是为了让普通人能够买得起，他们就不会认为房地产价格过高了，但这样符合市场规律和经济发展的规律吗？符合科学的市场机制吗？房地产价格并不存在“过高”的问题，压低房价是应该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解决的问题。想通过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想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行政手段是不能解决市场供求关系问题的，市场供求关系有自己的科学规律。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把不是问题的问题当作问题，然后再用不科学的手段试图解决不是问题的问题。这样的人当家，有问题啊！
－－房地产开发商利润有多高，地方政府从房地产开发和交易中取得多少利益，都应该让市场来决定，现在是土地供不应求，那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寻找更多的土地，现在是房子供不应求，豪华房供不应求，普通房也供不应求，那我们的政策就是要鼓励开发商多盖房子，开发商的利润很高，自然就会有更多的开发商加入这个行业，市场竞争机制自然就会达到一种平衡。这些方面，政府只需要制定保护市场机制的政策，政府没有必要插手去管房地产的价格和开发商的利润。政府管多了，管错了，市场机制就会遭到扼杀，政府乱管，结果造成更严重的供不应求，反而使房地产价格更高、开发商的利润也更高。政府乱插手，乱管，造成市场混乱。毫无必要地收紧土地供应、紧缩开发商融资、紧缩房屋建筑材料供应，对开发商采取苛刻的严审制度，实际上不但不会减低房地产价格和开发商的暴利，相反抬高了房地产的价格和开发商的暴利，相反鼓励了投机炒房。供不应求就会造成这些，让市场机制去自然地去运转就会扩大供应，让供求关系自然达到平衡，这样就可以把房地产价格、开发商利润和投机炒房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平衡水平下，这种控制是自然的，不是人为的。
－－江泽民同志在还是江市长的时候给我们提到过：上海酒精厂在80年代中期面临停产的事情。上海酒精厂的生产主要原料是山芋干，你们大概叫地瓜干，原来主要是由安徽省供应的。经济改革之后，安徽农民自主决定地里种什么，安徽乡镇企业开始自己生产酒精，上海酒精厂就找不到山芋干就要停产了。你能说这可以怪安徽省搞地方主义吗？上海当时为了挽救酒精厂，开始提高价格收购山芋干，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不但问题得到了解决，上海酒精厂后来还向安徽省等外省市转让了技术，扶持了安徽省等外省市的酒精生产和加工工业，大家都受了益，由于山芋干的收购价格提高了，农民种山芋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并没有出现山芋干收购价格无限上升的现象。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地方在经济上有了自己根据自己当地的实际情况作出决定的权利，地方与地方之间在经济上出现竞争，带动了经济发展。让市场机制按照其科学的规律起作用，结果是良性互动。如果政府来干涉，市场机制就会被人为破坏，就会出现恶性竞争，我说的恶性竞争是政治性的问题，如果当时上海酒精厂按原来的价格收购不到山芋干找国务院，国务院决定安徽不准生产酒精而要把山芋干用来保障供应上海，或者国务院决定上海不准提高山芋干的收购价格，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保护一方的“地方主义”了，上海和安徽省就一定会在国务院面前相互指责对方搞地方主义了。但是，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地方主义”的问题了。经济活动的市场化、经济决策自由和经济政策开放，我们需要的是保障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鼓励良性互动。在市场中出现的竞争都是具体的，都是地方的，但都不是有人说的什么地方主义，中央如果对市场竞争进行干涉，就象我前面假设的样子，国务院决定安徽不准生产酒精而要把山芋干用来保障供应上海，或者国务院决定上海不准提高山芋干的收购价格，这样反而就出现地方主义了。
八、上海地方主义
－－只要上海有全国想要的，平衡发展是不会把上海平衡掉的，这一点我们上海不用担忧。人家不想讲“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时候，我们就讲这个硬道理，人家停滞不前的时候我们继续发展，这就是我的上海地方主义。我对改革开放和市场机制是绝对有信心的，你们也没有人怀疑，这就好了，只要上海在科研、生产、金融、商业、文化，等等方面，处处“保先”，钱，不管人家要把钱怎么去分配，怎么去平衡，钱总是会花到上海来的，我对这一点也绝对有信心。不是吗？
－－江西省XX市要对外招商引资，他们的第一笔钱就是花在我们上海，在我们上海设了窗口；他们的第二笔钱，还是花在我们上海，在我们上海聘请了业务专家；他们招商引资成功是怎么赚钱的？他们的产品是通过我们上海外贸出口的，我们上海帮他们赚了钱，我们上海也赚了钱，这还不说他们的老总们都在上海买了房子，他们老总们有的家属还在上海开了店，十年以后，他们和我们一样，就都是上海人了，起码他们的下一代会是这样。
－－我年轻的时候，记得上海的工资比全国低，但全国都到上海来消费，特别是到上海的第一、第二百货商店来买东西，买很多东西带回去。那个时候，上海赚的钱上海没有什么自主权，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市场机制，不准有市场机制，财政方面是中央统一调拨的，上海只能当“二传手”，上海人只能是从机关、工产弄点有关的便宜货回家，就这点实惠。现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现在上海有这么多的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就算上海市政府的财政都给人家控制，只要上海人手里有钱，只要上海的发展能够让全国、全世界的人来消费，来谋求发展，上海的发展就是要停也停不下来的。
九、其他奇谈怪论
－－改革开放，遵照科学的发展观保稳定求速度，上海不要害怕走在全国的最前列。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总是有人要先走第一步的，为什么上海就不可以先走第一步呢？历史反复证明了我们上海不但是甘愿冒风险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而且历史也证明了我们上海有能力走好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上海过去被叫作“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再叫一次“冒险家的乐园”有什么不好？求发展就总是要冒险的，上海有一天发展到超过美国的纽约，有什么不好？美国的纽约一直就是世界冒险家的乐园，我们上海不幸的是中断了几十年。我们要是让世界的冒险家都到上海来的话，如果上海能够做到有这样的吸引力的话，那么上海有一天就会超过美国的纽约，美国的纽约中文学校里就开始有上海话的课程了。
－－邓小平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我们党已经学习讨论过了，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认同，如果不是有人要否定或者改变解释的话，我看召集会议再讨论研究，不管名义上怎么说，都毫无必要。如果有人要召集会议讨论研究一下北京这座城市的名称，你会认为这是为了对北京这个城市名称加强和提高认识吗？有人刻意避免再提“发展才是硬道理”，但走远了我就怀疑有人是儿子不想认老子了。儿子想证明比老子高明，慢慢证明大家看就行了，急什么急？
－－我们党的干部要依靠群众，没有说过依靠群众就只能去依靠工农兵和居委会群众，这是过去的说法。企业家、商人，科技、文化和知识界有头脑和有影响的人，也都是我们的群众，外商也是我们的群众，大家都是我们党的干部应该依靠的群众。所以我强调，我们党的干部思想一定要真正做到开放。
十、超出党内批评攻击个人
－－中国要“和平崛起”是做的不是说的，说一次就嫌多余了，多说了就是吹牛，而且是对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不利、不负责任的。中国要努力保持长期的稳定发展，中国真的会有“和平崛起”的一天。但是，用“和平崛起”这种口号来激发爱国主义热情存在个问题，爱国主义在中国青年人中间已经炒得热过了头，青年头脑里就会尽想着打啊、杀啊、炸啊、登陆啊、占领啊的，喊出来的也是这些东西。你这里的青年人整天这样想，这样喊，人家就会吓得害怕中国了，你说是要“和平”地“崛起”，谁相信你说要“和平”还是要打、要杀？人家就害怕中国现在的发展，人家害怕了就一定要不让你“和平崛起”，你屁股刚刚“抬起”，人家就要把你踩下去，你永远也别想抬起头来。以后，“和平崛起”这类的话，说过了就算了，今后少说为妙。这是我的个人看法，我只对事不对人。
－－我们讲爱国主义，最好不要老讲八国联军、日本侵华战争这类问题。科学来讲，照人类本性来讲，照社会稳定和谐的要求来讲，一个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应该包括连续的几个不同层次：首先应该爱父母、爱孩子、爱家庭；然后应该爱同学、爱同事、爱邻居；接下去应该是爱社区、爱自己、爱自己生活的地方，有了这些，才能真正进入到爱国、爱党和爱人民的层次。如果我们看到某人对待自己的父母、对待自己的养母是很无情的，那么我们就会怀疑这个人说的爱国、爱党和爱人民可能是很虚伪的。
－－中国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和国际的发展环境才能发展，努力实现和维护这样一种发展环境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键问题。这也要求我们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的个人性格要稳健。胡锦涛同志的性格是不是符合我说的这项考虑，我不清楚，根据一些资料我注意到，胡锦涛同志在西藏担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时候，为了对付少数和尚作乱，他亲自头戴钢盔端起了冲锋枪，我相信胡锦涛同志没有亲自扣动冲锋枪的扳机，但我认为这不是一种性格稳健的表现，我希望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集体领导班子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个问题。
－－我最讨厌有人拿别人的健康和疾病来说三道四，拿别人健康和疾病说三道四的人自己的健康也是有问题的，不用医生我就能下诊断，这个人的心理一定有问题，心理有问题也是一种疾病，这种病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治得好。
－－我是干具体工作出生的，我不是靠说假话、说空话、说废话、人前说人话、人后说鬼话起家的，我和这种人天生就没有办法保持一致。靠说假话、说空话、说废话、人前说人话、人后说鬼话起家的人，我不相信，可以代表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的利益。
－－吓人的话用不着对我来说，这是不起作用的。我当兵的时候是1968年到1970年，那个时候天天都惦记着要和苏联打战，部队天天都在抓战争思想动员，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恐惧死亡了，可是，我又多活了35年，现在我更加不恐惧死亡了，我也不会觉得对付几个和尚还需要头上戴一顶钢盔的。
－－我工作忙起来了之后就很少能关心我的父亲，我觉得我对不起我的父亲，当有人能够给我的父亲提供一些帮助，让他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的时候，我很感动，算是解除了我的一点心头压力。我不能想象我可以做到15年不看望把自己从小养大的养母，当上了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也不亲自去给自己的父母扫墓而是让自己的儿子去意思意思，我做不到，因为我是有血有肉的人。
－－为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作出政策上变通的决定，是符合我党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精神的。这样做当然是有风险的，这种风险的大下不在于对政策变通做决定的人，而在于掌握更大权力的人是不是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放在什么位置上。我的风险不小，因为上面有两个“十拉乌子”（浙江粗话，意为贼的儿子）。
－－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我们国家的农村经济改革是从安徽滁县的一个生产队开始的，这个生产队刚开始搞联产责任制的时候，不符合当时的中央政策和法律，生产队的干部冒了很大的风险。他们开始是怎么做的呢？我记得当时他们有一个协议，协议上说如果生产队的干部因为分田到户坐了牢，那么全队的社员就要把他家的农活包下来，还要把他家的小孩一直养活到18岁，很伟大啊！协议中间还有一条，也很伟大，说的好像是事情不准对上面和对外人讲，谁讲了谁就是全生产队的敌人。这一段已经成为党史的一部分了，那个安徽长大的人肯定是不读党史的，他好像根本不知道我国现在的经济改革就是这样开始似的，他的那个养母真是很冤，白养了他。
－－我这个人，不属于乐观派，也不属于悲观派，我属于务实派，过去我总喜欢把一部外国电影里的一个巫婆说是一句话当作是自己的口头禅念叨，现在心理也经常这样念叨，这句话是：“主要看效果。”我们今天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经济改革是从安徽的一个生产队为抗中央既定的政策和指令开始的，但 “主要看效果”，这个生产队违抗中央的政策指令却做出了令人惊讶的成绩，结果得到了肯定和推广，这就是“主要看效果”，这已经记录在中共党史里了，这就是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不记得的人一定要再去读一读。如果有一天那些不要脸的家伙把我弄走、弄倒，这样的事情不是不可能发生的，我说了我是务实派，我既不盲目乐观也不盲目悲观，那个时候，你们想着我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效果证明给他们看。
十一、思想混乱
－－其他的（书）没有时间读关系不大，《邓小平文选》和《江泽民文选》一定抽出时间好好地读一读。我的意思不是说其他的（书）不要读了，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的工作是做好一名驾驶员，你一定要知道交通规则和怎样驾驶，你可以不必知道汽车发动机的原理和汽车是怎样造出来的，你就是不知道汽车排气管起什么作用也不会影响你做好一名驾驶员的。
－－太多地强调稳定就让人想到实际上不稳定，太多地强调了和谐社会说明了实际上社会不和谐，这些词，适当的场合强调是正确的，当口头禅，滥用，用多了起反作用。我们今天的会已经开了一小时四十分钟了，你们是不是觉得开始有点头晕？开始觉得想打瞌睡？口渴？肚子饿？我不这样说，也许你们大多数的人都不会发现自己有这种感觉，但我这样一说，你们是不是就有了这种感觉？这就是我说的意思，这叫心理学。
－－群体闹事，凡是犯法的都应该受到法律制裁，不能只惩罚几个带头的。只惩罚几个带头的，是代表我们政府对犯法的人宽容呢？还是代表他们所相信的 “法不及众”呢？这两种，都不符合依法治国的精神。对那些有法律路线不走、法庭判决不执行而聚众闹事的，一律要给予惩罚，否则这些人就无法无天，依法治国的精神就成了白说的了。
－－中国是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各个地方也是共产党的领导，地方要服从中央，中央也要配合地方。中央要配合地方，但中央不可能象地方那样了解自己地方的实际情况，中央听听汇报、考察考察，怎么都不会比地方更了解自己地方的实际情况。所以在地方上，我们说的共产党领导，就是指地方共产党政府的领导，这样的领导才是具体有针对性的，是解决问题的，光说服从中央是不解决实际具体问题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应该这样理解，共产党的领导也应该这样理解。脱离了具体的实际的地方，什么都是空的。
－－在体制改革中，放权一定要谨慎，这是因为放权了之后，收回来就会出现比不放权的时候更难解决的问题。那么已经放了权而出现的问题该怎么办呢？我看唯一的办法就是相信和依靠法律制度，法律制度不够的地方把它健全起来。对待已经放了权而出现的问题，采取收回的办法不是一个好办法，放放收收，人们总觉得是改革和保守两条路线之间在斗争，其实在改革方面我们大家是完全一致的，那就不要再搞收权那一套了，要搞好的是健全法律制度，这样就不会让人们觉得是改革和保守两条路线之间在斗争了。
－－统战部在上海的工作规模究竟如何，我这个市委书记不知道。我要问的是，在上海这个对外高度经济和文化开放的国际城市里，统战部的工作到底有没有人监督和怎么监督的？统战部在上海的工作已经直接影响到了上海的工作，我们在引进外资、招收人才、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和中外文化交流项目中，处处发现了统战部的干扰和障碍，我该找那一个单位来调查统战部的工作是执行上级任务还是以其隐蔽性替自己或者某些个人干私活呢？我这里先提出来，我认为我们必须有一个制度来监督，地方政府应该要有权参与监督。
－－服从必须有道理，没有道理要求绝对服从是不现实的。在军队中，士兵要绝对付出长官，光靠这个绝对服从的制度并不行，所以军队中还要有思想工作、战争动员，等等。党中央要求地方绝对服从，首先党中央要有道理，要说得服人，要允许内部辩论和公开辩论。现在，中央的某些政策指令在许多地方实际上是绝对不服从，作为中央领导，我们在会议上是不是应该先讨论一下是不是中央的某些政策指令没道理、说不服人？是不是中央的某些政策指令根本缺乏全国各地的代表性？我们遇到问题，是不是应该首先检讨一下自己什么地方做错了？中央对地方是老大没错，中央要当好了老大、会当老大才能是真正的老大，否则地方各自就当起自己的老大，你能怪谁？
－－贪污腐败的问题，必须是有权力的人才有贪污腐败，权力越大的人越能贪污腐败，没有权力的人是谈不上贪污腐败的，他们只能贿赂有权力的人。所以，研究贪污腐败的问题，光从检查和惩治下手治标不治本，治本就是要取消不必要的权力和分散权力。在土地审批、国家重点投资工程项目等放面，我国普遍存在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那我们为什么不是在土地审批、国家重点投资工程项目放面少利用一点权力而多利用一点市场呢？其他许多地方都一样。政府的权力是腐败的根源，加强政府权力只能加强贪污腐败，减少政府权力，不该管不必管的事情，让市场竞争机制去自然平衡，人们不求通过权力来实现自己利益的时候，贪污腐败也就失去了温床，就可以控制了。用更多更大的权力来整治贪污腐败，结果会造成更多更大的腐败。
－－我坚决反对在全国推广政府统筹经济房屋价格、政府统配统销的方案，这种计划经济的手段并不能长远地解决困难家庭的困境，相反，这给政府更多的权力功能，权力功能越多，给贪污腐败造成的机会也就越多，我认为，政府的在这方面作用应该是调查市场，了解市场，促进市场提供满足社会需要的经济房屋。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还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需分配还不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总有人会买不起住房的，这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常现象，到了高级阶段，我们再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就说要来解决，不是骗人心就是大跃进，还可以怀疑有人是为了给自己创造贪污腐败的机会而创造出一些政府的权力职能。
－－提倡党内民主，不光应该体现在党内批评上，一定要体现在地方党的组织对地方事物的自主权上，而且必须是自上而下地作出榜样。我们现在党内民主是自下而上的，充其量只不过是党员民主讨论而已，更坏的是鼓励群众向上级领导发难和造反。我坚持认为，党内民主不能只是自下而上的，到了上边就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了，党内民主必须自上而下。
－－加强党的领导不能脱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理论来谈，脱离了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理论，加强党的领导就变成了仅仅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而抛弃了我党是为了最广泛的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有人说，加强党的领导这种提法不够确切，应该提加强党的服务，突出为人民服务的概念，这样就不会给人们一种共产党也是一个特殊利益群体的错误印象，也更能够体现我党为人民服务的特质。
－－我从来没有说我是流氓，谁会相信我说过这种话？我说过：“有的人不要耍流氓，如果有人要对我耍流氓，我会比他更流氓。”这是我说的，我还要说一遍。我的意思是，我解释一下，我们党内讨论的事情，有人拿到香港去、添油加醋，对批评他们的人造谣诬蔑，这是耍流氓。这种耍流氓的手段我不会去学、不会去用、我看不起这种人。我说我会比他更流氓，说的是这样发展下去不能制止，我也会打破规则的，遵守规则不容易，打破规则很简单，我不是在威胁，狗急了会跳墙，但不是狗急了跳了墙，人就没有办法对付它了。
－－我们这个社会，还是以家庭为单位组成的，家庭是社会组成的最基本的细胞。所以，讲家庭利益和讲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是一致的。我认为，能替朋友两肋插刀的人，你可以相信这样的人会为了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甚至家庭利益。那种当面是朋友，背后出卖朋友的人，谁相信这种人会为了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那种人是小人，相信那种人的人也是小人。我们党内，上上下下都有这种小人。对这种小人我们不得不提防。
（来源：新华社内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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