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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十一月 01, 2006
日本学界对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的看法
南京大屠杀札记(之一)
发布时间：2006-10-12 点击次数：115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室研究员 程兆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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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纯如(Iris Chang)《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被遗忘的大屠杀》.1997年在美国出版后，受到了美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并曾高居畅销书排行榜，取得了很大商业成功。在国内也得到了相当的好评。但在日本，此书面对的却是一种深刻的尴尬——这不是指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虚构派”，也不是指“一般”大众，因为“虚构派”的对立立场和日本大众的暖昧态度，无“但”可言。这里所说的尴尬，是指长期栉风沐雨，为揭示南京大屠杀真相而作出了不懈努力的日本“大屠杀派”。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教授Joshua. A. Fogel在《Iris Chang描写的南京事件的误认和偏见》中对《南京暴行》作了严厉地批评，他说是书作者对有关研究的“无知”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不仅对日本严肃学者是“重大打击”，也给了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右翼以反攻的口实。他对“好评如潮”的美国媒体也不假辞色，批评是“盲者为盲者导向”。日本左翼重镇《世界》1999年11月号刊出此文，文后附录了一桥大学教授吉田裕的“解说”，吉田是日本“大屠杀派”的新一代中坚，他的“解说”确实有一种浓重的挫折感。他说对于与南京事件论争有关涉的日本研究者来说，Iris Chang的The Rape of Nanking是唤起复杂感情的著作。对这本书最初的率直反应，当然是不能接受。单纯的事实错误太多，这样的话，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为日本持南京事件为“虚构”的论客提供合适的标的。
许多日本研究者和记者，对史料和证言进行了细心地发掘，对事件的背景给予了多方面地分析，但这样的努力却完全被无视，实在让人不能接受。
《南京暴行》的日文版几经周折，终于还是躺在柏书房出版社的仓库中未能与日本读者见面。与外界的传言不同，日译本落得这样的下场，不是日本右翼的阻挠，据洞富雄去世后成为在世“大屠杀派”第一元老的藤原彰(一桥大学名誉教授)说:“因内容有问题，我们编辑了辨正性的书，拟合为一组(七少卜)发行。但Chang氏不同意，出版只能终止。”
《南京暴行》日译本迄未出版，但吉田所谓“提供”“标的”并不是杞忧。因为日本“虚构派”“中间派”确实以此书为由头，大量著文，掀起了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又一轮反攻倒算。时下“虚构派”中的活跃人物东中野修道(亚细亚大学教授)、藤冈信胜(东京大学教授)的《南京暴行》研究》，竹本忠雄(筑波大学名誉教授)、大原康男(国学院大学教授)的《再审“南京大屠杀”》都是攻击张著的专书。这些著述从事实的认证到观念都和普通的右翼宣传品一样，带有浓厚的党派意识形态偏见，但张著确有被逮住的“硬伤”(将另文详论)。我们当然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指出“虚构派”本身的种种不经之处。但在“局外人”，尤其在有护本情绪的日本民众眼目中，落下了这种“把柄”，“各持己见”的印象得以强化一定是免不了的。
最近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右翼——左右之分虽十分陈旧，但在日本仍然有效——刊物《诸君》，就“南京事件”对日本“虚构派”“中间派”“大屠杀派”做了一次详细的间卷调查(《まほㄋレ派、中间派、大虐毅派三派合同大アこ?ト》)，中间派以外的两派在所有项目上针锋相对，本是“理当”之事，此次却因张著而在对张著的评价和“大屠杀”的认定两点上出现了罕有的接近。
对张著的评价，虽然藤原彰和笠原十九司(都留文科大学教授)就英语圈中“宣传”南京大屠杀的作用给予了有限的肯定，但因有上引吉田裕所说“太多”的错误，由错误而贻人口实，所以对此书在总体上仍作了负面的评价。而“大屠杀派”的更多人则对张著坚予否定。如江口圭一(爱知大学教授)只一句话:“张著充满了简单的失误和误认，不能说是学术研究书。”(与其他义项合观，“学术研究”似含“认真”“严肃”之意。也就是说江口并不认为张著是一本严肃的书。)井上久士(骏河台大学教授)说:“作为历史著作，不能给予正面评价。”姬田光义(中央大学教授)说:张著“无助于科学的客观的论争，只是在海外‘狂热的’( fanatic)氛围中酿成，徒增日本‘否定派’之势而已。”姬田在“狂热”之后有一括注:“中国人的极端民族主义”。
看了此处所引的国人，也许会对这些人的“立场”有所怀疑，请万勿误解，用一句过时的话，这些人在与“反动派”(大屠杀派)的长期斗争中都是“革命意志”最坚定的。
对张著如何评价只是“一家一姓”的事，无关宏旨，可以弗论，但所及于对“大屠杀”的评价则是“天下大事”。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广为日本民众所知，始于东京审判之时，当时有以“南京残虐事件”称之者，以之与“Nanking Atrocities”或“Nanking Atrocity”对应，日文有时也径以音译，书为“南京アトロシㄔイ”。因为日军在南京不仅是屠杀，还有强奸、掠夺等残虐行为，所以“残虐”较之“屠杀”也许更具概括力。但更多使用的是“南京事件”。“南京大虐杀”是“南京大屠杀”的日译，从原《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1971年访华后写的《中国之旅》使用时开始流行。据说著有《决定版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的证明》等著作的“大屠杀派”第一人洞富雄，在85年《诸君》举行的座谈会上，表示并不赞成用“南京大屠杀”。但不论如何称呼，“大屠杀派”在“大屠杀”的问题上从来是寸土不让。但在此次答卷中，“大屠杀派”对张著的“大屠杀”说却不能不加以否定，虽然并没有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但否定张著“大屠杀”说毕竟显出了与其他诸派的“一致”。
张著“大屠杀”使用的是“holocaust”，此词特指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亦即“种族大屠杀”。纳粹的种族大屠杀有人种优劣的理论，有周密的计划，说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是“种族大屠杀”，日本“大屠杀派”认为并不符合实际。藤原在回答中说:“与holocaust不同。所谓holocaust是从一开始就在国策中抹杀特定民族。日本军随意地杀戮中国一般民众，强奸女性，起因是指挥官的怠慢和士兵的任性。”江口说:“不是像holocaust那样依据事前的计划进行的事件，是伴随着占领南京发生的事件。”井上说:“与holocaust不能等量齐观。有过大屠杀是事实，但日本军不是为了屠杀而占领南京的。”姬田则认为:“可以比称holocaust的，是以后的‘三光作战’。”
“虚构派”和“中间派”(“中间派”也有人称之为“中屠杀派”和“小屠杀派”，“中屠杀派”的代表人物是日本大学教授秦郁彦，“小屠杀派”则有原防卫大学教授亩本正己等不少人)，以holocaust为“标的”大肆攻击，为意料中事，不必细表。“大屠杀派”反对“虚构派”、推动日本民众正确认识南京大屠杀的努力，是不是受到了张著的负面影响，受到了多大的负面影响，“大屠杀派”冷暖自知，最有发言权。
如果以为对“南京大屠杀”还有客观认识的必要，如果以为让日本民众有个端正态度还有意义，此事作为一个“例子”，确有值得省思之处。
本文开头所引Joshua. A. Fogel文章中说到了受害者的话语权利:“如果你和你的集团曾有被大屠杀的经验，你就获得了说的权利，谁也不能否认的权利。”此语因省文而不甚明确，据文脉之意，所谓“说的权利”是指“随意说的权利”。反之也可以说，如果你是加害者，你就只有听说的义务，而无分辩的权利。此说甚为尖锐，它反映了就加害程度谈斤论两的难之又难。甲既强奸了乙，抵赖固要受到纠弹，声辩并没有把衣服弄脏，或只干了七次，不是告发的八次，同样决不能为常情所容。但现在是一个“法制”时代，叫“法”的行事规则，已排斥了以以牙还牙的方式来“声张正义”或泄愤，所以对簿公堂虽然“残酷”，但是惟一的可行取径。
所以，面对日本“虚构派”的混淆黑白和日本民众的习非成是，《南京暴行》及类似著述，就其义愤发乎衷心言，诚然可谅，但对促使迷惘中的日本民众“觉悟”，则于事无补。至于对澄清真相，恐怕只能添乱。我以为，日本军在南京——在中国和亚洲其他许多地方也一样——的表现已牢牢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不需要再弄些靠不住的东西来“锦上添花”，那样反倒授人以柄，使凛然的是非问题降格为可以随便讨论的算术问题，不仅严正性大打折扣，本来不动的根据也会因此遭到无谓的怀疑。这是《南京暴行》给我们的一个教训。
（原载《史林》 2002年第3期 编辑：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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