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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三月 27, 2006
焦国标：畸形的日本亲中派
焦国标
在日本访问，一个突出的印象是，普通日本人不是亲中国，就是怕中国。这个中国不是人民中国，而是政治中国，是中共。这一点与美国人很不一样。在美国，一谈中国，美国人心中立即涌起的往往是对具体的中国人的感情。然而在日本，一谈中国，笼罩日本人心灵的似乎只是中国共产党或中国政府。
我在韩国呆过一周，这一点与韩国人也不同。韩国人对于政治中国，精神上很独立，没有特别的畏惧或亲近。日本很不同，历史的愧疚感，加上亲中势力长期主导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使得普通日本人都成了精神上的侏儒。对此我感到有一种别样的心酸。
要说愧疚，再没有中国共产党更应该感到愧疚了。它直接杀死和间接杀死的中国人民比日本多，它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比日本深重，可是至今它仍然自称是“人民的大救星”，仍然到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家相比，即便是日本那些亲中的左翼政治家也都太善良了。
仔细揣摩日本朝野的亲中，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亲中国，而是迁就中共，不愿得罪中共，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怕字。在日期间接触的日本朋友，或为学界的，或为商界的，他们几乎全都要与政治中国打交道。学界的怕进入中国政府的黑名单不能自由出入中国，商界的怕被中国政府盯上影响在中国做生意。为此而做出亲中姿态，他们是为违心的，自己不舒服，也令他人不舒服。
一位日本教授告诉我，不久前他在中国某大学作学术演讲，自我介绍时提到，八九六四时他在天安门广场，当时是驻北京记者。就这么一句话，吓得东道主在台下直搓手：“提到六四，这可怎么办哪！”作为民主国家的学者，他内心对中国同行如此恐惧和对中国政府封杀六四是不齿的，可是他又不能不克制自己的言行，隐藏自己的褒贬。
在北海道大学的演讲会上，我对在场的所有学者和学生提议：一切关注中国问题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一切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一切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都应该在自由、民主、人权问题上对中国发声，而不应只是在人权灾难和各种反民主、自由的丑行在中国发生之后，你们正好拿来做研究中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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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三月 25, 2006
野鹤：关于方舟子现象的反思与断想（一 ~ 九）
张三补按：前几天的《清华大学校务会议关于对刘辉的处理决定》，刘辉被解除教授职务，使得由网友揭发、新语丝网站方舟子操作的对刘辉的履历、论文造假的指控，尘埃落定，并以全面胜利而结束。对于中国学术界，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就像我今天在新语丝说的（当然一如既往，发言后马上被封ID），这毋宁说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因为指控证据充分而且判定容易，无须多少专业知识；被指控者无从辩解，也确实没有听到谁为刘辩解；刘辉的医学院院长助理职务，也使得校方承受更大的处理压力。这个事件被多家传统媒体转载，一定程度上给因为信誉而陷于低谷的方舟子和新语丝重新罩上了光环；特别是对于一些习惯于立场决定思维的媒体记者和普通读者而言。
00:40 发表在 个人文章, 方舟子“打假” | 查看全文 | 评论 (0)
但是，一个或者几个个例的成功，并无法推理出其他几百例“打假”的必然正确；尽管方舟子和他的拥趸们很乐意一再宣称，其他几百例所谓“打假”个案之所以无声无息，统统是因为被包庇、掩盖了。学术领域当然也可能存在包庇、后台等问题，有时还确实可能相当严重。但是，在方舟子宣称成功、而实际却无声无息的五百多例所谓“打假”中，是不是全部或者大部指控果然属实，而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或者根本就是无中生有？
我们凭什么相信？
几缕阳光，这并不能掩盖方舟子和新语丝在“打假”过程中，更多地存在的误打、假打、甚至构陷、诽谤。无数例子中最新的一个，是方舟子任唯一编辑的新语丝新到资料一周前持续至今的，对华中科大金海教授所谓
星期四, 三月 23, 2006
钱钢：从宾雁到冰点
从宾雁到冰点
——纪念《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发表五十周年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钱钢
北京东直门内南小街海运仓二号，是《中国青年报》社。一九五六年，二○○六年，相距半个世纪，在这同一院落，发生了两个历史性事件。前者是该报记者刘宾雁发表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一年后被打成“右派”；后者是该报“冰点”周刊被停刊整顿，正副主编李大同和卢跃刚被撤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重合”是，在文革中打头斗争刘宾雁的人，竟然正是在二○○六年剿灭“冰点”的中宣部新闻阅评组组长。
《本报内部消息》
五十年前此时，“刘宾雁”这个名字，在中国新闻界、文学界和青年团组织中不胫而走。四月，《人民文学》杂志刊登了他的批评性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六月和九月，《人民文学》又刊登了他的《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
在目睹了围绕“冰点”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卢跃刚致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李大同致《中国青年报》总编辑李而亮的公开信以至“停刊”、“撤职”事件）之后，重读《本报内部消息》，你会为历史的循环往复而震惊：
某大城市的党报，在思想僵化、惟领导之命是从的总编辑和明哲保身的总编室主任领导下，脱离实际，索然无味。年轻记者编辑们想要改变办报方针的努力一再受挫。终于有一天，当报纸实行新制度，不再主要靠公费订阅而须向读者零售时，危机暴露无遗：发行量骤跌，人们不要看这张报纸！
刘宾雁并非高天孤雁，这是在一九五六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喧腾氛围里发出的自由声音之一。那个“解冻之年”，你在《中国青年报》能看见《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我们对民主的看法”讨论栏，还有许多批评官员空话连篇或会议成灾的漫画，甚至社论。那一年，中国站在民主的门槛边，中国传媒也站在自由的门槛边。刘宾雁在《本报内部消息》中提出了新闻改革，作为记者，他更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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