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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一月 07, 2007
“郁达夫之死”余波未平——“日本学者怒告中国学术堕落”有续篇
“日本学者怒告中国学术堕落”有续篇
本报记者 林近秋
《日本新华侨报》去年5月8日在头版刊载《郁达夫之死再起波澜——日本学者怒告中国学术堕落》一文，披露日本学者铃木正夫状告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罗以民侮辱铃木正夫学术人格，更捏造与铃木正夫的所谓“对话”来全盘否定铃木正夫学术成果的种种行径，在国内外激起强烈反响。
去年年12月7日是郁达夫诞辰110周年纪念日， 12月6日至8日，在郁达夫的故乡浙江省富阳市举办了大型的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研讨会上，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吴光提交了题为《学术探讨要凭证据、讲理性，坚持实事求是态度》的短短2页的论文，“质疑”铃木正夫，并对本报去年5月8日的报道“很不满”，而在11月底，本报编辑部连续收到罗以民的三封电子邮件，要求本报在学术研讨会前发表他的文章。为此，本报记者再度对这一公案进行了追踪采访。
一、罗以民的三封邮件
去年11月23日，罗以民给本报编辑部发来邮件，除了抗议本报“对我（罗以民）和中国学术界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外，还传来8000多字的《日本教授铃木正夫编造假案20年》一文，强烈要求本报发表，否则“你们就是十足的懦夫”。在本报编辑部返信要求其追加第一手证据后，11月24日，罗以民又传来《考证：在史学与法律之间——驳斥日本教授铃木正夫》一文。仅过两天后的11月26日，罗以民再度给本报编辑部发来邮件，指责本报“看来你们还是与铃木正夫串通一气的，我再等也没有意思了！”，本报编辑部如此答复罗以民：“本报目前是旬刊，每月的8日、18日、28日出版，这点您可能有所不知。第二点，本报对一些重大事件的采访，一直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来处理的。您与铃木先生之间的公案，是非曲折，包括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有关立场，以及您给我们提供的有关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对您的压制等等，我们都要经过严格周密的取材之后才能报道。”
罗以民在第二封邮件中，对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对他的“压制”大加抨击，他这样写道：
6 月6日由历史所所长林华东研究员陪同，向院长万斌汇报，并再次递交论文《考证：在史学与法律之间——驳斥日本教授铃木正夫》，请求（同时兼任《浙江学刊》总编辑）万斌审查发表。但万斌一直支支吾吾，躲避回答。此文最终没有能发表。此后我三次写信给院领导（还多次电话），请他们在这次21世纪的“中日学术之战”中不要当“方伯谦”（“北洋舰队”临阵逃跑之舰长），但无任何回答。9月22日，我放弃评职称，以换得在院会议上的10分钟发言（我们从无讲话机会，只有长官讲话），向全院同志出示《日本学者怒斥中国学术堕落》一文，愤怒谴责院领导“我们为什么不抵抗？”为什么逃跑？我说：有一天我罗以民发动西安事变成了浙江的“张学良”，就是被你们这些不学无术贪生怕死的官僚逼上梁山的！全院科研人员热烈鼓掌。会后，许多人对我说，多少年已经没有人敢这样讲话了。铃木正夫的学术欺诈使国家民族蒙受耻辱，我还要这个职称干什么？你们到网上查一下“1969年罗以民就是‘抗俄英雄’”。我今天是虎落平阳被犬欺罢了！你们想一想，我会害怕你们把我的文章转给那些狗官吗？我只怕你们不敢全文照登！你们在日本生存，一定要活得堂堂正正。日本人只会佩服有见识有骨气的中国人，对汉奸只是利用，用过如狗杀掉！
二、恐吓与辱骂
罗以民上述言辞的激烈程度，令记者震惊，同时也留下了不少的疑问：如果罗以民“揭发”铃木正夫事实确凿，彻底揭开“郁达夫之死”之谜，那么，对这样有“贡献”的人，为什么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要“压制”他呢？同时，罗以民又为什么要“未战先败”，主动放弃评职称呢？
带着这些疑问，本报记者于去年11月28日上午电话联系到了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林华东研究员，林研究员确认：他确实带罗以民见过万斌院长，但罗以民向院长提交论文一事，他没看到。至于罗以民放弃评职称及其“激情”发言，林研究员表示，还是希望在学术的框架内讨论问题，罗以民讲话有时候是有那样的毛病，这些就不要提了。令记者难以释怀的是，既然罗以民讲话“有时候是有那样的毛病”，那么他在“郁达夫之死”的公案上是否也有“那样的毛病”呢？
林华东研究员反复承诺，将就“郁达夫之死”这一公案在学术的框架内讨论下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吴光研究员将就这一公案发表论文。因为罗以民正好在林华东研究员的身旁，林华东研究员让罗以民和记者聊几句。在寒暄几句后，罗以民表示，你们报纸的那篇文章，全是造谣诬蔑，没有任何反响。罗以民越说越激动，进而表示：“因为我是正确的，所以我们领导不敢批评我……你们那份小报在日本排老几？你可以恐吓那些狗官，但恐吓不了我……铃木正夫敢来的话，他休想再回去…… 你敢不敢告诉我你的尊姓大名？你敢不敢回来？……你是混蛋！你是中国的汉奸！（电话的那边被切断）”
记者与罗以民的通话时间不过5、6分钟，迎来的是罗以民的一片骂声，而罗以民在他提交的论文《考证：在史学与法律之间——对铃木正夫“驳斥”的反驳》中，称铃木正夫给他打了累计达7个小时的骚扰电话，按照罗以民的这种性格，他能忍受得了铃木正夫7个小时的“骚扰”吗？铃木正夫向记者表示，他为了向罗以民提出抗议和质疑，曾经给罗以民打过三次电话，前后加起来也就是在30分钟到40分钟，所谓的“7个小时骚扰”，这完全是罗以民的捏造。
罗以民公然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的电话里辱骂记者为“混蛋”、“ 中国的汉奸”，并恐吓要让铃木正夫“有去无回”，这一切，包括林华东所长在内的在场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不知作何感想？
鉴于罗以民的这种行径，本报记者11月29日又电话采访了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办公室主任华忠林。华忠林主任表示，罗以民在院会议上是否发表讲话，他没有参加，所以并不知情。记者向华忠林主任通报了28日与罗以民通话的内容，华主任表示，恐吓日本学者，这种行为是无法容忍的，如果铃木正夫参加本次会议的话，请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确保铃木正夫的安全。另外，罗以民以“中国的汉奸”这类用词辱骂你，我们向你表示道歉，毕竟罗以民还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一员。华忠林主任还表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领导曾经告诫过罗以民，让他不要只看了几本书，就去全盘否定日本学者的学术人格。
12 月5日，铃木正夫前往浙江省参加国际研讨会，从踏上中国领土的那一刻起，他就得到了三位公安人员的热情保护，其中两位年轻的公安人员，一直到铃木正夫归国为止，全程对他进行重点保护。铃木正夫在感谢主办方及公安人员为维护他的安全所作的努力的同时，心里的一个结始终难以解开。铃木正夫向记者表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在这样一个和平时期，竟然要由公安来保护着出席学术会议，这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在12月6日的午宴上，铃木正夫看到在他身边走过的好像是罗以民，铃木正夫主动打招呼，没想到引来的是对方高分贝谩骂：“混蛋，你这个日本鬼子竟敢在中国领土上横行霸道……”，这一高喊令近200人的热闹宴会场顿时变得寂静，两位公安则迅速将罗以民带出场外。
三、罗以民是如何“驳斥”铃木正夫的
罗以民提交的论文《考证：在史学与法律之间——对铃木正夫“驳斥”的反驳》，在其内容提要中这样写道：“本文还进一步揭露了铃木正夫伪造“D案”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污蔑郁达夫因反对印尼独立被杀服务的，而这种诬蔑与日本军国主义论调完全一致。笔者与铃木正夫冲突的本质既是学术研究方法的冲突，更是对立的两种 ‘二战’史观的冲突。”
通读罗以民的论文，与其说是论文，还不如说是一份“控诉”铃木正夫为日本军国主义、为“大东亚共荣圈” 招魂的“檄文”。在这篇高喊着要“肉搏”的论文中，有两点是他最新提出的“证据”：
一是罗以民终于找到了一位“证人”。铃木正夫怒告罗以民捏造与他的对话，罗以民找来同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退休研究员郑观年，说“郑观年研究员1985年就参加过富阳郁达夫会议，与铃木正夫认识，故由他把我介绍给铃木正夫。采访铃木正夫时是3人在场，地点就在会议宾馆餐厅。”在罗以民提示的“证明”里，郑观年这样表示：“我因最近摔断了髋骨，不能坐，一直卧床治疗，住在医院里已经2个多月了。这份证明只能打字，由我亲笔签名，不能亲笔书写了，特此说明。”对于罗以民找来的这位“证人”，铃木正夫很明确地向记者表示：“郑观年这个人物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怎么可能将我介绍给罗以民？”
二是罗以民在文中表示，铃木正夫在2005年4月19日致罗以民信件第11页说“扼死郁达夫的凶手Y的名字还被刻在苏门答腊棉兰的日本军人参加印尼独立战争死者的纪念碑上”，罗以民强调说他请教了有关专家，根本没有那回事，所以可以断言铃木正夫是在造谣。对于罗以民的质疑，铃木正夫向记者出示了2005年4月19日致罗以民信件第11页的原件，上面这样写道：“苏门答腊的棉兰有日本人的坟墓。坟墓内的一个建筑里有战死在印尼独立战争中的日本人士兵的纪念牌。我有我自己拍的照片……如果你自己去这个坟墓，能看到，所以复印件随信附上。这张牌上看见跟‘事件’有关宪兵的名字。”铃木正夫实在是不明白，他在信件中明明白白地写上了两次“牌”，并附上了“牌”的照片，怎么会在罗以民那里变成了“碑”，是罗以民故意歪曲事实还是连“纪念碑”和“纪念牌”都搞不清楚？没有到印尼做过一丁点的实地考证，就凭想像一口咬定别人“造谣”，铃木正夫想追问一句：这就是罗以民标榜的“学术研究方法”吗？
面对铃木正夫指出的罗以民在《天涯孤舟——郁达夫传》中的一些基本史实错误，罗以民在给本报编辑部的第二封邮件中这样辩白:“我研究日本古陶瓷的文章不少，都发表在北京、台湾的《故宫博物院院刊》《中国文物报上》，铃木正夫居然敢说我不懂日本，请问他身为日本人为什么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我至少比铃木正夫懂一点日本。以后你们到杭州看了我收藏的上百件日本珍贵文物，也许你们才会真正服气。”罗以民的这种逻辑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本报记者还注意到：罗以民在国内的各家网站上贴的“控诉”铃木正夫的帖子中，有不少将铃木正夫说成是“日本横滨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但事实上在日本有国立的横滨国立大学和公立的横滨市立大学，从来就没有过所谓的“横滨大学”，在与铃木正夫“肉搏”之前，罗以民连对手的所属均没有搞清，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他的学术严谨程度。
去年12月6日晚上，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了电视专题片《追寻郁达夫》，该片由铃木正夫担任历史顾问，在拍摄过程中，铃木正夫曾亲自写信给“D”的长子，希望他可以与郁达夫研究学会副会长、郁达夫的长孙郁峻峰见面，在后来与“D”的长子电话确认时，对方表示“我不清楚的”就挂了电话。但原宪兵“C”——也就是1996年6月30日在NHK（日本放送协会）卫星第2电视台播放的《郁达夫——感情旅行——追踪一个中国人文学者的人生》这样一档节目中登场的神保长嗣，欣然接受了《追寻郁达夫》剧组及郁峻峰的采访，并很明确地介绍了他的原上司“D”的一些情况。看完这部《追寻郁达夫》，罗以民还能继续说“D”等原日本宪兵是虚构的吗？
四、对吴光“质疑”的质疑
在本次研讨会上，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吴光以《学术探讨要凭证据、讲理性，坚持实事求是态度》为题，向铃木正夫提出六点“质疑”，并对本报去年5月8日的报道提出强烈的批评，我们先来看看吴光研究员是如何“批评”的：
吴光研究员首先质问，“即便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由于不愿具体介入学术争论而没有回答你们‘控告’罗以民的电话与信件，难道这就可以归为‘中国学术堕落’ 吗” ？在这里，吴光研究员将本报记者和铃木正夫先设定为“你们”，这种先入为主的视点，首先就不应该是在学术论文中出现的。
本报记者在撰写《郁达夫之死再起波澜——日本学者怒告中国学术堕落》一文时，除了采访铃木正夫本人之外，应记者的要求，铃木正夫还在隐去“D”姓名的前提下出示了“D”写给铃木正夫的信件、明信片、“D”在印尼时穿宪兵制服的照片、前年四月份与“D”在养老院的合影以及其他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即便是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有关责任者多次推委、拒绝给予任何答复的情况下，本报记者还是寄希望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拿出最起码的诚意，让“郁达夫之死”的争论回到正常的学术轨道上来。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报记者将完稿的《郁达夫之死再起波澜——日本学者怒告中国学术堕落》一文整整搁置了半年才予以发表。文章发表后，本报又在第一时间给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主要负责人寄送了样报，但半年多来没有得到过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任何回复。对于这一切，吴光研究员可曾向本报记者确认过？
按照吴光研究员的这种思路，罗以民在文章中感谢你吴光研究员的大力支持（在罗以民传给本报编辑部的论文《日本教授铃木正夫编造假案20年》中，罗以民这样写道：“我感谢吴光和郑观年研究员对学术正义的支持，他们让那些本该早就表态却躲起来的人无地自容。”）那么，这是否也可以推导出你吴光研究员就是替罗以民辩解呢？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不愿具体介入学术争论”这一说法令记者感到“新鲜”。在记者对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有关负责人的取材中，无论是杨副书记、华忠林主任还是林华东历史所所长，均表示愿意在学术范围内积极讨论下去，林华东研究员更明确地向记者表示，这方面的学术讨论工作院领导已经交给他具体负责。在这里，究竟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在向记者敷衍还是你吴光研究员在编造遁词、假传“圣旨”？
吴光研究员对铃木正夫通过正常的途径将有关能够证明自己学术清白、反驳罗以民的资料寄给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做法深表不满。问题的关键是，铃木正夫是在罗以民百般抵赖、拒绝任何答复的前提下才找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领导的。更需要指出的是，罗以民撰写的《天涯孤舟——郁达夫传》，被列为“《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的一种，这套“精品” 丛书的主要策划者和负责人，就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相关领导，那么，铃木正夫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向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提出自己的抗议，这过分吗？
记者曾经就罗以民的《天涯孤舟——郁达夫传》为什么会列入“精品” 丛书这一问题询问过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林华东研究员。林研究员表示，隔行如隔山，我们的领导对这一问题也不是太熟悉，委托了院外的一位专家进行了审核。本报记者进一步问及：铃木正夫指出了《天涯孤舟——郁达夫传》中的一些“硬伤”，为什么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没有给予任何的答复？林研究员解释：我们的院领导是很忙的。姑且不论林研究员的解释是否可以接受，但至少是在正面解答问题，而这位吴光研究员显得更为干脆，竟高高挂起“不愿具体介入学术争论” 的“免战牌”，比起林研究员的答复，显然更缺乏应有的学术诚信。
吴光研究员继续“质疑”：在日本皇军体制严格纪律的约束下，一个小小的宪兵班长怎么可能杀了郁达夫？吴光研究员有权利“质疑”，但“质疑”是需要有证据的，现在的吴光研究员，在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查和提出任何有力的证据的前提下，就从“日本皇军体制严格纪律”推断出宪兵班长不可能杀害郁达夫。这是在搞严谨的学问还是在写“推理小说”？
吴光研究员对本报记者披露的罗以民捏造与铃木正夫的“对话”并断定其行为是“明目张胆的学术堕落”这一点极其不满，断言这是“既不符合事实，且属恶意攻击”。吴光研究员的依据是他向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退休研究员郑观年求证过了，那么，在这里，有必要向吴光研究员求教一下，你是否求证过铃木正夫先生呢？你又是否向本报记者求证过呢？吴光研究员凭什么就如此相信郑观年并以此来断言铃木正夫“学术霸道”呢？
我们再来看看吴光研究员的进一步“质疑”：“铃木正夫是在维护自己的名誉呢还是在保护战争罪犯的名声？你的‘二战史观’是站在侵略者、杀人犯的立场还是站在受害者的立场？如果是站在侵略者、杀人犯的立场，那么你就继续隐瞒其真实姓名；如果是站在受害者的立场，那就应谴责犯罪、就或责成或代表加害者向受害者及其家属谢罪！”读完这段文字，不禁令人疑惑丛生，这是学术“质疑”吗？怎么越看越像是一篇“愤青”的“战斗檄文”。
吴光研究员在文章的开头“谦虚”地表示：“我没有到过印尼，更没有具体调查郁达夫之死的前因后果，故对争论双方学术结论的是非曲直无法作出断论。”但通观吴光研究员对铃木正夫的“质疑”及对本报的指责，多的就是“断论”而少的是严谨的论证和证据，甚至到了要用“愤青”的道德判断来壮其声威。
吴光研究员在最后“语重心长”地告诫：“谩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是啊，作为与罗以民身处一个院的吴光研究员，应该是很了解罗以民的素性的，究竟是谁在恐吓铃木正夫，叫嚷要让其“有去无回”？又究竟是谁将记者辱骂为 “混蛋”、“中国的汉奸”？想来吴光研究员也看到了公安人员护卫铃木正夫的身姿，对这一切，不知道这位吴研究员该作何感想？
五、采访后记
郁达夫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日本人民的骄傲，铃木正夫几十年来追寻“郁达夫之死”的真相，并首次确认了郁达夫为日本宪兵杀害这一事实。对于这样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日本学者，我们理应给予一个最起码的人格尊重。对于铃木正夫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在学术上提出质疑，但这种质疑首先是应该在掌握大量现实证据的基础之上的。但目前的现实是，无论是罗以民副研究员还是吴光研究员，甚至在没有了解铃木正夫几十年来的研究历程、更没有经过周到的实地调查研究，仅仅是读了几本书，就来个结论先行，粗暴地将铃木正夫的研究判为“学术诈骗”，更进一步上纲上线，断言铃木正夫与“日本军国主义论调完全一致”、更将与铃木正夫的冲突标榜为是“对立的两种‘二战’史观的冲突”。这种不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严重侮辱海外学者学术人格的蛮横做法，是绝对无法容忍的。浙江省是中国著名的文化大省，但就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这一全省最高人文研究机构内，时至今日，仍然出现这种研究水准的具有“副研究员”、“研究员”头衔的“高级”研究人员，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相当遗憾的事情。
本报记者在采访铃木正夫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他的愤怒和悲哀。铃木正夫向记者表示，在日本，作为一名学者，如果在论文中造假，给学术机构的信誉造成损害，那是要遭到免职处分的，他实在是难以理解，在中国怎么会出现罗以民副研究员这样的“学者”。
中日两国首脑已经确立了双方共同历史研究的框架，这为中日两国的学者在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上展开友好的学术交流奠定了基石。但围绕着“郁达夫之死”这一公案，暴露出了许多急需改善的问题点。试想想，当一位普通的日本学者竟要在中国公安人员的保护之下，才能踏上中国的土地，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时至今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有关领导，对铃木正夫的有关申诉，不予任何答复，对罗以民的辱骂与恐吓，也没有给予任何的解释。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决不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由于不愿具体介入学术争论”这样的理由可以搪塞得了的。
（本文原载2007年1月8日《日本新华侨报》）
http://www.dongyangjing.com/bbsmain.cgi?mode=view&no=801
附录一、《日本新华侨报》2006年5月8日文章：
郁达夫之死再起波澜 日本学者怒告中国学术堕落
本报记者 林近秋《日本新华侨报》１９８５年９月２７日，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之事已从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得到证实。铃木正夫早在１９６8年就开始了对郁达夫南洋流亡生活的研究。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又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等地作实地调查，先后寻访了上百名了解情况的日本人士。经过种种努力，终于找到了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日本宪兵班长。这名宪兵班长承认，是他下达了杀害郁达夫的命令，从而证实了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推测。
铃木正夫首次揭开郁达夫“失踪”之谜，引起中日两国有关人士的强烈反响，铃木正夫在这方面长期认真细致的研究，获得学术界广泛的认同。铃木正夫出版的两本有关郁达夫的专著——《苏门答腊的郁达夫》、《郁达夫：悲剧性的时代作家》，均在中国得以翻译出版。
铃木正夫长期担当横滨市立大学教授，于2005年3月退休，从2005年4月起成为横滨市立大学的名誉教授，并作为非常勤讲师继续在学校开课。但自去年3月开始，铃木正夫陷入无尽的苦恼之中，中国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罗以民撰写的《天涯孤舟——郁达夫传》，对铃木正夫的研究成果全盘否定，更捏造与铃木正夫的所谓“对话”，将铃木正夫描绘成肆意篡改历史的罪人。这种明目张胆的学术堕落，令铃木正夫忍无可忍、愤起反击。
一 事件起因
去年3月18日，郁达夫故乡浙江省富阳郁达夫研究学会的有关人士寄给铃木正夫3册有关郁达夫的书籍，其中的1册就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罗以民撰写的《天涯孤舟——郁达夫传》。读完其中的第五章“郁达夫失踪之谜？”的第七节“质疑铃木正夫”，铃木正夫怒气难耐，整个晚上难以入眠。
《天涯孤舟——郁达夫传》的作者罗以民首先是这样评述铃木正夫的研究成果的：
日本铃木正夫为研究郁达夫出力甚多，收集了许多宝贵的资料，然而其《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一书所述日本“二战”期间在苏门答腊服役的“宪兵班长D”谋杀郁达夫一说却使人无论如何不能相信。
这是一本表述得非常含混不清的书。
而且，罗以民对铃木正夫有关“宪兵分队班长D”是杀害郁达夫事件的主谋者这种论述提出了质疑，罗以民是这样写的：
18年来的这种现象表明，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铃木正夫笔下的宪兵班长D，以及宪兵A、B、C、E、以及Y的妹妹都是虚构出来的。正因为他们本来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出来否认，或者支持铃木正夫的有关叙述。铃木正夫如果暂时不能展示D的存在，那么至少也应该展示与D相关的人员的存在，可惜18年来中国读者一无所获。
在这段表述之后，罗以民又这样写道：
2001年10月，笔者与铃木正夫都参加了在中国宁波举行的“纪念巴人诞辰100周年大会暨第五届全国巴人学术讨论会”。一次午餐前,本人恰与铃木正夫同桌,笔者与铃木正夫交换了名片之后,请问铃木正夫(铃木正夫懂得中文)：
“您的《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中的‘宪兵班长D’确有其人吗?”(笔者同时又用笔在纸上用中文写出了“《苏门答腊的郁达夫》、宪兵班长D”等字样) 。
答: “有的”。问：“那你为什么不说出他究竟是谁呢？”答：“我跟他有合约，不能说。”（为了以下叙述的方便，将以上的问答归为①——记者注）
问：“你不能说，那你的结论（指D指挥杀害郁达夫）就不能证实。历史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你准备什么时候说？”（此句用中文写出）答：“准备在他死后。”问：“他死了你就更没有证据了。”答：“我有录音。”问：“他死之后，你如何证明这盘录音是他讲的话。”答：（沉默不语）问：“在中国背着当事人偷偷录制的录音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在日本这个问题怎样看？1985年的录音今天还没有损坏吗？你是如何保管的？”答：（继续沉默）问：“一个人一生声音的变化是很大的，到了晚年变化更大，何况在不同的场合呢？比如我就可以讲中国的杭州话、山东话、江苏话、普通话，还可以讲外语。在一个人死后证明他生前的录音，可能比在他生前证明更困难。你想过将来证明这份录音在法律上的难度吗？”答：（长时间沉默）。（以上的问答将之归为②——记者注）
据铃木正夫回忆和日记，他是于2001年10月10日至12日受邀参加在宁波举办的上述学术讨论会的。当时，一共接到了19位学者的名片。拥有三个头衔的罗以民的名片也在这19张名片之中。在这张名片的背面，留有罗以民写下的“我准备写《郁达夫传》”的字样，铃木正夫也写上了“2001、10、10于宁波”的备注。
对照罗以民的记述，应该是10月10日的午饭时铃木正夫与他碰面并作了交谈。铃木正夫对接受这张名片虽然有一丁点模糊的记忆，但时至今日实在是无法回想起罗以民这个人来。据铃木正夫介绍，他写了50多年的日记，在日记中，铃木正夫提及到一些在那次学术讨论会上遇见的学者的名字，但没有留下罗以民的名字。上面引述的①的部分，铃木正夫表示，在这样的场合出于礼节和交流学术信息的目的，他可能会说如果需要帮助请联系之类的话。但是，上面引述的②的部分百分之一百是罗以民的凭空捏造。
铃木正夫强调，他是以隐去姓名、将真相公之于众，这不应该有什么特别大的麻烦这样的道理来说动宪兵班长D作出自我供述的。正因为有这样的约定，即便是D死了之后，也不可能从他口中公布D的真实姓名。D究竟是谁？铃木正夫指出，他已经将其限定为“原武吉丁宜宪兵分队班长”，如果想认真查的话，连高中生都是有能力查得出来的。
罗以民抨击铃木正夫在《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中用英文字母D等表示的原日本宪兵是虚构的、并不存在的，并提出了犯人是比D等原日本宪兵更高级别的上司这样的“新的看法”。罗以民同时指责铃木正夫使用英文字母是为了让别人无从下手去查找这些日本宪兵。但事实是，1996年6月30日，NHK（日本放送协会）卫星第2电视台播放了《郁达夫——感情旅行——追踪一个中国人文学者的人生》这样一档节目，在这档节目中，被铃木正夫称之为原宪兵C的人物登场，并打上了介绍姓名的字幕。这位原宪兵C就是通过铃木正夫的介绍并接受节目制片人的出场邀请的。
罗以民所说的所谓录音等让铃木正夫目瞪口呆。铃木正夫表示，如果D始终持否定立场的话录音没有任何用处。在D自我供述之后再去录音，这只能向D表示他的自我供述没有信用，这样失礼的行为是不可能做的，偷录等说法实在是不值一驳。
直到现在铃木正夫还是这样认为：他是依据长年踏实的调查，带着诚意从正面与D直接交涉，终于成功地说动D并迫使他自我供述。因为D被离队出走的原部下的遗属追查得不胜烦恼，提供一些适当的信息让遗属平静下来，或者是编排诸如是上司下的命令，作为老部下不能说出上司的姓名等遁词来逃避自己的责任，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尽管如此，D还是坦率地承认（杀害郁达夫）是他一个人的责任，是他亲自下的命令，在自我供述之后这种态度没有改变过。
铃木正夫气愤地指出，罗以民不仅凭空捏造了铃木正夫对他说有录音的台词、还进而虚构了质问铃木正夫而铃木正夫无言以对只能表示沉默的“逼真”的所谓对话，从而引导读者产生这样一种认识，即D等原日本宪兵是虚构的、并不存在的，铃木正夫的《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一书中揭开的郁达夫之死的真相是凭空捏造的。
二 交涉
读了罗以民的《天涯孤舟——郁达夫传》，整整一夜难眠的铃木正夫，找到罗以民的名片，第二天一早就将电话打到他的家里表示抗议。考虑到自己的中文口语表达能力以及在极度气愤前提下的表述对方可能难以完全理解，铃木正夫又将抗议的要点写了2页，并附上3页资料传真给他，并写道：“如果你直爽地承认你的错误，写文章道歉的话，我不控告。下一次信里，我要一一回答你的‘质疑’。”
3月22日发送给罗以民的传真，对方没有任何反应。4月19日，铃木正夫将逐一回答罗以民“质疑”的共24页的信，附上可以证明D等原日本宪兵确实存在的16种相关资料（这些信和资料，包括相当一些是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的或者是给别人看过的原始资料），一起用挂号信寄给了罗以民。上面提及的NHK制作的关于郁达夫的电视节目的复制录像带也另外邮寄给了罗以民。在给罗以民的这封信的末尾，铃木正夫这样写道：“如果你不寄给我回信的话，我断定你自己认为凭空捏造假话，玷污别人的名誉。”
这封信发出后，铃木正夫到海外旅行了约一周时间。回国后，对先前的信件的复印件作了进一步的修改，订正了一些中文语法，对内容也作了一定的补充，4月30日再一次传真给罗以民，但依旧没有任何回音。6月4日铃木正夫又打电话给罗以民，确认他是否收到信件，罗以民说铃木正夫写的信的内容相当荒唐，而且是一幅怒不可遏的样子。因为罗以民说传真有点模糊，铃木正夫将原稿重新复印并再次修书，6月7日用挂号信寄给罗以民，但不出所料，那之后再没有罗以民的任何音讯。
罗以民拒绝给予铃木正夫任何答复，但在去年9月，他接受了上海《第一财经日报》的采访。他只字不提那段“问题对话”，反而咬定铃木正夫总共用五种手段对付他：“决斗、写文章批判、收买、到法院控告、向单位领导告状。五剑齐发，一剑未射。” 罗以民在这里将自己演绎成一位“抗日”的“悲情英雄”。并这样为自己的“躲避”行为辩解——“何必与这种低素质的人文斗”。
三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对应
铃木正夫在罗以民百般躲避、拒绝作正面答复的情况下，于去年7月底将罗以民学术堕落的详细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寄给中共浙江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沈立江先生。铃木正夫在信中这样写道：“您是罗以民所属主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我向您如实阐述这一事件的经过，并向贵社会科学院提出强烈的抗议。在目前罗以民不愿或者说是不敢回复的前提之下，期盼贵院能够在调查的基础上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这件事涉及的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名誉和人格尊严，更涉及到学术研究的道德准则。”
让铃木正夫失望的是，等了2个半月，没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任何回音。在这种情况下，本报记者在去年10月中旬直接打电话至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确认。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一位姓华的办公室主任表示，铃木正夫的信早已收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很重视，领导也专门找罗以民谈了话。记者表示，这件事的是非曲折，查实清楚可能需要时间，但目前首先应该给铃木正夫一个音讯，这也是人之常情。华主任表示完全同意记者的意见，明确表态尽快给铃木正夫一个回音。但等了3个星期，铃木正夫没有盼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任何消息。本报记者再次打电话确认，华主任将电话转给了据称是具体负责这一事件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党委杨副书记。杨副书记提出三点意见：第一，这是一个学术问题；第二，希望和解，不希望闹大；第三，铃木正夫先生那边就不准备给答复了。记者指出，希望和解首先要拿出真诚的姿态，现在连给予铃木正夫一个答复的勇气都没有，这不是想认真解决问题的态度。铃木正夫控告罗以民捏造与他的对话，如果情况所实，那么，这就不仅仅是学术方面的正常论争了。对于这一点，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对此，杨副书记这样表示：“日本人那边篡改历史的事件不是也很多吗？”这位副书记的态度令记者愕然。是啊，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事件是很多，但不能以此作挡箭牌，来为自身的学术堕落辩解。抱有如此认识，那不是将自己摆到与日本右翼一样的水准吗？在记者的抗议之下，杨副书记又表示开会研究研究，再将结果通知记者。但依旧是没有下文。三个星期过后，记者再次拨通华主任的电话，说及杨副书记开的“空头支票”，华主任表示，他已经将自己范围内的事全部做了，杨副书记怎样处理，他不清楚，也管不了。从那之后，再也没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任何消息。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对这一事件的处理，相信广大读者自有公论。需要指出的是，罗以民撰写的《天涯孤舟——郁达夫传》，被列为“《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的一种。记者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公开网页上得知，《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是浙江省作为文化大省建设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大工程。浙江省里接着要做一个大的文化研究工程，一个文化精品工程，而这个工程中现在比较成形、有阶段性成果的就是《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这套丛书。在这样的一套“精品”里，如果发现有明目张胆的捏造，那将是怎样的一种冲击呢？或许，这就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有关负责人不敢对这一事件作严肃处置的真实原因。
铃木正夫指出，如此的维护“面子工程”，对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究竟有何益处呢？罗以民撰写的《天涯孤舟——郁达夫传》，有很多基本史实错误的“硬伤”。仅举两例：罗以民在文中说郁达夫在第八高等学校上学时，日本翻译的欧美小说不可能超过80部；又说日本的公共浴场男女混浴的习俗，直到“二战”之后，始由美国占领军倡令禁止后才逐渐消失。这两点显然是非常明显的史实错误，作为学者，如果稍作调查研究，这种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里只能认为是罗以民不作调查，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胡编乱造。铃木正夫强调，这样的书如果可以被称为“精品”，那么，中国的学术真的是不可救了。
四 宪兵班长D的最后归宿
从另一个角度讲，铃木正夫这次又要“感谢”罗以民。铃木正夫很久以来一直想再找D,在没有很好机会的时光流逝中，铃木正夫推测将年逾95岁的D多半已不在人间。为了回答罗以民的“质疑”，迫使铃木正夫无论如何要确认D的消息，他开始到离家很远的D以前居住的地方去探寻D的消息。令铃木正夫感到振奋的是，D还活着。去年4月6日，他在一家养老院里终于又找到了D。1910年出生的D，当时快要迎来95岁的生日，虽然躺在床上，但记忆力、听力、语言表达都很清晰，交谈没有任何障碍。
利用这次机会，铃木正夫向D询问了1985年9月未能及时打听的、但一直挂在铃木正夫心上很想了解的有关郁达夫被害的事情。
面对铃木正夫的提问，D非常坦率地予以回答。以下是简单归纳的一些要点：
不想让赵廉（郁达夫）知道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对于这，D好像还有一些不能说的事情。D笑了，仅仅回答说不想让赵廉（郁达夫）知道的秘密却让他知道得太多了。
执行犯是谁？——是我向4位部下和一位印度尼西亚的士兵候补（兵力不足的日本军队在当地征用的候补士兵）下的命令。执行绞杀任务的（既不是X也不是Y）是与赵廉基本上没有直接关系的、稍微有点轻率的男子。
赵廉是怎样被骗出来的？——没有打听过，不太清楚。
遗体怎样处理了？——我认为是埋在了巴爷公务的附近。——战后，来调查战犯的同盟军官员，遭到受日本兵挑唆的印度尼西亚士兵候补的袭击并被杀害。因此，证据被消灭，有些战犯得以逃脱。
与D分手时，以不公开发表为条件，D和铃木正夫合影留念。去年12月下旬，日本进入迎接新年的准备，铃木正夫想给D寄贺年片，同时也希望得到D更多的消息，在给那家养老院打电话确认时，得知D已经搬出这个养老院。铃木正夫与曾告知他D在养老院的D的长子联系，对方告诉铃木正夫，D已经于12月6日去世。铃木正夫在得到这一消息后通过住民票确认D确已死亡。
五 学术堕落何时休
罗以民这本《天涯孤舟——郁达夫传》出版于2004年3月。他在该书的结尾部分这样写道：“笔者衷心希望铃木正夫尽快能给中日学术界、中国读者和郁达夫后人一个满意的回答。”对此，铃木正夫质疑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在书出版后不给他寄一本呢？在罗以民那里，是有铃木正夫的名片及讨论会上分发的《代表通讯录》的。即便这些都丢失了，那么，与该书“自序”中列举的一些人联系的话，也很容易知道铃木正夫的联系地址的。
铃木正夫指出，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看法”，这是学者的自由，而且有助于研究的深化和进步。但是，为了提出自己的所谓“新的看法”，在没有进行任何调查研究的前提下，强词夺理地展开论述，并且，为了让读者相信这种“新的看法”，甚至不惜百分之百地捏造与别人的对话，这种卑劣的做法是绝对无法容忍的。比起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等学术腐败，性质更为恶劣，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学术堕落。
罗以民在去年9月13日向上海《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他掌握了一些证明“宪兵D”纯属铃木正夫编造的新证据，目前正在写作《日本教授铃木正夫的学术诈骗》。对此，铃木正夫气愤地表示，他“恭候”罗以民的这部“大作”，但既然这样“理直气壮”，干嘛连最起码的正视铃木正夫的勇气都没有呢？难道还准备故伎重演吗？
铃木正夫表示，作为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长年以来，秉着对历史负责的神圣职责，在研究郁达夫问题上，倾注心力，无怨无悔，也真诚地希望为日中两国人民面向未来的友好添一份微力。但是，罗以民的这种所谓的“研究”，令他感到格外的寒心。他实在是难以理解，在21世纪的中国，怎么还会存在这样的“学者”？
http://ibbs.chinalabs.com/66545.html
附录二、
“郁达夫之死”牵出中国学术腐败大案 日本教授铃木正夫编造假案20年
（参加2006年12月6日富阳纪念郁达夫诞辰110周年研讨会论文）罗 以 民
......
http://ibbs.chinalabs.com/170884.html
附录三、
考证：在史学与法律之间——驳斥日本教授铃木正夫
罗以民......
http://law-thinker.com/show.asp?id=3479
21:40 发表在 中日关系, 学而 | 查看全文 |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