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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一月 08, 2007
新一军老兵：“我突然明白为什么鬼子兵能那么勇敢、视死如归”
新一军老兵在大陆争尊严
张洁平二战时杀敌最多、在滇缅战场痛歼日军的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最终冤死台湾。新一军老兵数十年在大陆饱受摧残，广州的新一军公墓屡遭破坏残损，胡锦涛承诺颁予的纪念章也被地方以「没有资格」为由拒绝发给。他们今天以老泪争取尊严，对加诸他们的歧视怒吼。
二战期间曾经在滇缅抗日战场立上彪炳战绩的新一军，尽管上阵杀敌时所向披靡，但战争结束后，却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权下被歧视，甚至郁郁而终。
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后来被蒋介石怀疑策动「兵变」、遭撤职软禁数十年，含冤而终。部分数十年来留居大陆的新一军老兵，却因背负国民党员身分而被冷待，在多次政治运动中被摧残。二零零五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公开向全体参加抗战的老战士致敬并宣布向他们颁发纪念章，但地方官员以「没有资格」为由拒绝了新一军老兵的申请。新一军在广州白云山下的公墓，先后经过数十年的政治运动和经济发展，也惨遭损毁破坏。孙立人或是他的新一军旧属，这些战场上的民族英雄，却在和平时期分别被国民党及共产党的掌权者摧折、屈死，情何以堪。战争血斗之惨烈，尚比不上政治之残酷，掌权者的权力游戏都一样。
谈到胡锦涛零五年有关颁予纪念章的讲话，新一军三十八师的老兵、文革后离开大陆定居香港的苏定远非常生气：「他们说的话，我再也不会相信了！解放后我被骗了二十多年，才跑到香港。到现在，他们还是不守信用！」
苏老说的，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二零零五年对抗战老兵做出的一个承诺：国家要向所有抗战老战士、海外爱国人士和有关人员颁发纪念章，一共是七十万五千一百七十二人，具体颁发由各部门落实。
一枚极普通的纪念章，对远征军老兵来说，意义却大了。几十年过去，老人们都说：「我们什么荣誉补偿都不要，只要国家肯定我们，承认我们当年是抗日，不是反共，我们跟后代也好交待了。」
中国远征军第一大队三中队老兵张孟轩定居在成都，他患了喉癌已不能说话，小心地掏出一张旧报纸，是二零零五年九月四日的《人民日报》，整个版面全文转载了胡锦涛的讲话。张孟轩的女儿告诉我们：「他看得认真啊！拿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那么激动，还拼命在纸上写『没有提共产党，也没有提国民党，所有老战士都将被颁发纪念章，那也就是说，国家承认我们是抗日的了！』」
兴奋之余，张老催促女儿向政府申请纪念章。女儿拿着父亲的简历、退伍证等资料来到成都市民政局，却几次都被挡了回来。「成都民政局说，这个纪念章只给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发。就是说，我父亲是国民党的兵，没有资格拿这个章！」苏定远老人在广州也得到相似的响应：「只有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兵，才给发纪念章！」
国民党抗日也是抗日
老人们真想不通，胡锦涛的讲话明明说是所有抗日老战士，为什么到了地方上，就成了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了？难道国民党抗日不是抗日？张孟轩无法说话，听女儿讲这些，他只在纸上重重地写下一句话，就再也不肯提笔：「我们远征军辛苦啊！我们是命长！」张老的战友在一旁老泪纵横：「记者同志，你一定帮我们反映一下，新一军在缅甸打鬼子，是威风凛凛打了大胜仗的啊！为什么到现在都不肯承认我们？」
老人没有说错，一九四三至四五年，中国远征军从缅甸北部、云南西部向日军发动大反攻，歼灭近十六万日本军队，占八年抗战歼敌总数的四分之一。这次反攻被称为滇缅大反攻。苏定远、张孟轩老人所在的新一军，由孙立人将军领导，是滇缅反攻的绝对主力，令日军「闻风丧胆」。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五日打响八莫战役，十二月十五日全歼日军！……躺在里面的皇军武士们，天皇难道没告诉你们，中国有个新一军？」新一军谍报队老兵黄绍甫的日记里，六十年前的荣光犹在眼前。
直至今天，在广州、成都、无锡、香港，当散落各地的新一军老兵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讲起战斗往事时，八十、九十岁的老人们竟然对每一个地名人名、每一个时间片段都如数家珍。「吾军欲发扬，精诚团结无欺罔，矢志救国亡，猛士力能守四方……」这首新一军军歌，每一个老人都会唱。
今年八十四岁的梁家佑老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年轻啊，一腔热血，大学没毕业，就跑到战场上抗日去了。」一九四四年，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的大四学生梁家佑志愿抗日，编入新一军第三十八师任翻译官，在滇缅反攻战场开始自己的戎马生涯。
「元宵节后，我们十五个同班同学穿上土布军装，打上绑腿，去昆明邬家坝机场，登上了一架C47运输机，从学生变成了军人。飞机从昆明起飞，不久就看见洱海和雪山，太漂亮了……后来一山高过一山，山上积雪也越来越厚，不但没有人烟更是鸟兽绝迹。再后来飞机好像也不能再飞高了，只是在大山谷里低低地穿行。」梁家佑后来才知道，这架C47运输机带着学生兵经过的壮丽风景，就是举世闻名的驼峰航线。
其时，中国最后一条陆上国际运输通道——滇缅国际运输线被切断，一九四二年，中美联合开辟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航线。四三、四四年，国民政府由驼峰航线运送大量青年学生到印度，并由英美盟军共同集训，不久便由驻印军先发，展开滇缅大反攻。梁家佑、黄绍甫、苏定远等老兵，都是这些青年学生中的一员。
今年八十三岁的李铁椎至今保留着在印度从军时，英美盟军发给的军毯。「这是我唯一的纪念物，它跟了我六十二年。」一九四四年经驼峰航线到印度参军时，李铁椎只是成都一名高二学生，被编入新一军三十师防毒排，受训使用当时最先进的地面武器——火焰喷射器。「火焰喷射器能喷出一千度以上的火焰，可以黏在任何物体上燃烧，能在森林里烧出一条路来，装甲车坦克车也能烧着，瘫痪。如果火喷在敌人身上，立刻成了火人……」
历史记载，这是火焰喷射器在整个二战战场上的第一次使用。从一九四三年十月，中国远征军驻印部队打响向缅北反攻的第一枪开始。许多老人都记得，他们刚参军就「从头到脚消毒淋浴」，然后穿上「全新的美式军装」，老人们回忆起来都说：「天天吃罐头的西餐，实在也吃不惯啊。但是真是有用，吃了一个月，每个人都壮了，力气也足了。因为在丛林里作战，还要求定时吃奎宁，打针，避免疟疾。」
让随军翻译官梁家佑印象最深的就是密林里「鬼子」的顽强：「鬼子是敢死队啊，他们通常是孤身作战，身上只带一小袋米、一张地图、一个指南针、一把大刀、步枪和子弹，然后在我们后方的丛林里找好攻击点，把自己捆在高树上，等我们进入陷阱。如果被我们发现，他根本没法逃跑，也没法保护自己，更不能逃跑。天黑了他才下来烧饭吃。米带的很少，吃光了就煮芭蕉叶吃。我见过他们留下的煮在废炮弹壳里的芭蕉，那东西不好吃啊，而且吃几天人就没力气了。这些鬼子出来了就没打算回去，就是要死在这里的。」
但已经占领缅甸一年，精心修筑防务的日军依然没有抵挡住驻印军的进攻。美国指挥官曾经说：「只要让中国士兵吃饱、穿暖，他们就是世界上最英勇的军队。」的确如此。今天探访新一军老兵时，每个老人都会兴奋地拿出一张薄薄的、但是精心用胶套保护起来的复印纸片，纸片上赫然印着几寸见方的墨印，下面一行小字标注着：「战利品——日寇第十八师团关防大印」。
一九四四年三月，缅北孟关一役，孙立人带领部队敌后迂回，攻占瓦鲁班，全歼日军第十八师团主力，师团长田中新一弃营逃走，新一军缴获日军军旗和关防，大获全胜。广州的梁振奋老人，当时三十八师谍报队队员，讲起往事兴奋难当：「十八师团是鬼子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他们是『常胜师团』，而且最擅长热带作战的『丛林战之王』。他们一九三七年参与了南京大屠杀，是我们中国人最凶恶的敌人。但是在缅甸，他们被我们彻底打败了！」中国在滇缅战场上以八万将士的牺牲，换来十数万敌人的灭亡，八年屈辱，扬眉吐气一战，却不知何故，从此无人再提。
在圣诞结束战场生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战场上奋勇杀敌的青年欢呼雀跃。梁家佑在回忆录里写道：「鬼子终于投降，当年圣诞我就结束了战场的生活。回到家里，见到老爸、哥哥和嫂嫂，他们高兴极了。我们一起庆祝胜利，以为从此国泰民安、再也不会有战争和苦难。」可悲的是，侵略者败走了，战争和苦难却远未结束。
中国人太快遗忘往事
老兵徐文不愿意提太多往事，他说中国人遗忘往事太快了，世界也就这样遗忘了中国。「讲起抗日，共产党说国民党不抗日，国民党说共产党不抗日，人家一看，哦，国共都不抗日，那中国抗日是啥子回事？你看看我们今天，说抗日都说什么？地道战？地雷战？这不是笑话吗？我们有威风凛凛的正规军，滇缅战场的野人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当年所有印度人、英国人、美国人路过中国人都伸出大拇指，说『顶好！顶好！』，没有中国人，他们是打不了胜仗的！但是今天你去看看历史，中国军队在二战上的贡献，被承认的实在太少了。」
战争终于远去，没有硝烟的族群斗争却刚刚开始。沙场上九死一生的老兵，却仍难逃掌权者的播弄。
一九五三年，老兵梁家佑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关押审查，被指参加「蒋匪军」，定为「历史反革命」批斗，五六年平反。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再次被打成「反革命」，关入牛棚，批斗近十年，一九七六年平反，时年已经五十四岁。后来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到普通的地方大学做了教师，妻子受牵连，终生没有工作。
四川大学政治系毕业的驻印军老兵黄绍甫，一九五四年肃反运动被定为「反革命」、「极右分子」，五七年至七八年被关押二十一年。平反后又被反右时期对头诬陷，八三年「严打」期间误判入狱十三年。九六年，终于告别牢狱生活的黄绍甫，已是七十二岁的老人，妻子在他入狱时要求离婚，如今妻离子散，无居无所。八十二岁的老人，每天骑着单车，在成都市区穿梭，依靠给小孩家教小提琴谋生。
其实无需多说，一个国民党老兵，无论当年出于什么动机参加了什么战争，但在「解放」后的中国，会有什么境遇，人们心知肚明。
一位老兵说：「我们啊，就是运动员。每次运动都少不了我们（被批斗）。」
在成都参加滇缅战场的老兵聚会时，老人听说有记者，十分激动。他们讲自己的经历，讲自己的苦难，四川乡音响成一片，我已经根本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老人们只知道，这是一个记者，不管是哪里的，记者可以帮他们把多年想说而无处可说的话说出来。
「纪念章，我们什么都不要，只要纪念章。」一个老人激动地说：「没有纪念章，说明他们还是不承认我们！」
「我想问问，我们远征军，到底算不算抗日？当年就因为我参加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抗日部队，他们每一次都问我：『你参加远征军，做了啥子坏事？』我打日本做了啥子坏事了！」
「我们打鬼子是爱国，没想过要活着回来的。为什么不承认我们？」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包袱什么时候能放下？」
参加成都远征军聚会的三十多位老兵说，他们中间，无一人领到那枚要给「所有抗日老战士颁发」的纪念章。
而在广州，新一军公墓被毁，战友至今无从凭吊，也让老人们心绪难安。广州白云山下曾建有新一军公墓，是日本投降后，孙立人将军让六百个日本战俘「以汗赎血」修建，埋葬了两万滇缅战场上牺牲的新一军烈士。解放后几经破坏，如今早已不堪入目。墓园不知所终，墓道变成了拥挤的马路，忠烈亭变成肮脏的菜场，墓碑后是污浊的厕所，墓碑深藏在解放军大院，无从凭吊。老兵们呼吁多年，政府不闻不问。直至二零零五年，新一军仍健在的五十多名老兵在广州聚会，广州市政府才慢慢有所回音，但是语焉不详，进度极其缓慢。
追怀同袍老泪纵横
黄绍甫说：「我们都八十多岁了，有些老兵已经九十岁了。我们等不了多久了，当年战死在缅甸的朋友，总要让我们有个哭魂的地方啊！」老人家流泪的样子，让人心痛难当。
今天，英国、美国的二战士兵受到最高规格的优待，甚至战败的日军都在靖国神社里接受国家元首参拜、全民纪念，中国的抗战老兵，却成了反法西斯战场上最寂寞的一群。诺大的成都城，连一座纪念当年川军、远征军的雕像都看不见；广州的新一军公墓四分五裂；健在的老兵，更不用提优待，不少高龄老人还过着「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凄凉日子。
梁家佑在回忆录里写道：「我突然明白为什么鬼子兵能那么勇敢、视死如归。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是受到全日本人民的嘱托、他们的死会被全体日本人感谢和永远纪念。我同情日本人对他们战死沙场的亲人的敬重和怀念。更希望我们的人民也能对自己的为国战死的英魂年年表示一下敬意。」
抗日战争结束才六十一年。六十年时光，真的有那么长？长到中国人还记得为了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上街游行，却忘了我们自己的英雄？一位老兵说得心酸：「等我们死了，和当年败在我们手下的鬼子阴间相见，情何以堪？」
看看老人，看看北方，不禁让人想起白桦《苦恋》里的苦句：「你爱国家，国家爱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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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军公墓碧血摧残
卢洁峰
广州新一军公墓由孙立人力主修建，六百日本战俘施工，二万余印缅阵亡将士长眠于此，而四九年后屡遭毁坏，修复遥遥无期。
广州城北白云山马头岗之阳，曾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公墓——新一军公墓。如今，公墓已遭毁坏，几近湮灭，但残存的纪念塔，依然挺立在广园东路旁，昭告世人：两万多远征印缅的抗日阵亡将士忠魂长眠在此！
孙立人领导下的新一军，曾有个不成文的惯例：仗打到哪儿，公墓就修到哪儿。一九四五年九月，日军投降后，新一军代表国民政府接管广州，因广州是革命策源地，军长孙立人随后指示，筹备在此修建新一军印缅抗日阵亡将士公墓，「以为异域成仁诸烈士归骨之所」，并根据将士遗嘱将葬于缅北战场的烈士移葬于此。
新一军公墓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五日动工兴建，实施修建的是六百名日本战俘，「以流汗报流血」，「以慰先烈于九泉」，六百战俘由一个工兵连看守，修建公墓，一时传为佳话。公墓初成时是个美丽的长方形墓园，南北长约两百五十米，东西宽约三百米，有池塘、纪功亭等建筑。核心是二十一米高的纪念塔，塔前矗立两座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新一军士兵塑像；塔中部用射杀日军后的炮弹壳熔铸而成一只重千斤的展翅铜鹰；塔东、西、北三面镶嵌着刻有二万七千余名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名字的大理石碑刻；纪念塔正面镶嵌着青石纪念碑，上刻有孙立人手书隶体「陆军新编第一军印缅阵亡将士纪念塔」十六个大字；塔基立面的黑色大理石上，镌刻着孙立人撰写的墓志铭。
但未过多久，从解放到「文革」，公墓便遭严重破坏——纪念塔下四方平台被铲平，紧挨着纪念塔塔体正面，建起了一座几乎与纪念塔齐平的六层楼房，名曰「恒富酒店」；塔前两座新一军士兵塑像被砸个粉碎；纪念塔中部用炮弹壳熔铸的展翅铜鹰不知所终；刻有新阵亡将士名单的碑刻被全数砸烂；刻有孙立人手书「陆军新编第一军印缅阵亡将士纪念塔」的青石塔碑，砸不烂，被丢弃在公墓以外约三百米处；由四根方形擎天巨柱建成的纪念塔，坚固无比无法撼动，最后被「充分利用」改造为五层厕所……
墓园中的纪功亭被一个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肉菜市场所包围，亭内堆满了垃圾。纪功亭上蒋介石曾题写的「勋留炎徼」匾额荡然无存。公墓入口处的牌坊，只剩半根残柱。两座门楼，则正在被使用——东门楼用作某部队的传达室，西门楼则被一个杂乱无章的服装市场紧紧包裹，并被用作市场管理办公室。最无可挽回的是，数年前开辟的广州广园东路，从新一军公墓中央剖园而过，把残存的纪念塔和门楼等分割在了车水马龙的大路两边。一个构思独特、庄严肃穆的新一军公墓墓园，已面目全非。执笔至此，笔者悲从心来，潸然泪下！转眼又是清明，我们拿什么向长眠地下的两万余名阵亡将士交代？据说当年被远征军歼灭的日军后代，如今要千里迢迢来中国云南建立纪念碑，以纪念他们侵略中国的先人。而我们的正义之师，在自己的国家故土，连公墓都无处安身。这实在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经各方多年呼吁，不久前纪念塔里的厕所终被拆除，断成两截的青石塔碑也被找了回来，尽管安放在了纪念塔身的反面，但好歹算保存下来了。
孙立人生前留言：百年后，要归葬广州新一军公墓，与阵亡将士同冢长眠。孙将军遗愿是老战士未了的情结。
二零零五年九月，部分健在的海内外新一军老战士委托王伯惠和徐文两名代表给国家主席写信，请求修复广州新一军公墓。当年十月便收到国家信访局回函，称「向抗日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老兵们为此激动不已，零六年四月，他们自动组成致敬团，从海内外各地奔赴广州，给阵亡战友、给孙立人将军敬最后一个礼——年纪大了，不知还能否有下次。其中有台湾的汪海涛老人、孙立人将军的义子揭钧老人，以及新一军上校翻译官王伯惠老人，和九十高龄身经百战的丁涤勋老人等。他们期望与广州市政府共商公墓修复，而广州市政府也最终给予回复，表示正在研究修复事宜。但转眼一年过去，二零零七钟声敲响，公墓修复却依然音讯全无。我们能等，却不知历经坎坷的老人们，还能等多久呢？
（本文作者系新一军公墓民间研究者、广州革命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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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官兵获发纪念章
新一军老兵的遭遇，让人联想起一个解密后的历史故事：解放战争期间，曾有大量抗战后遗留在中国的日本官兵参加解放战争，任技术兵或医护人员，据统计，解放战争时期，东北九省的军区卫生部、军工部就有日本技术人员近万人，以第四野战军日本籍官兵最为人熟知。四九年后，四野日籍官兵获各种解放纪念章、军功章，后因为中日敏感关系被中国政府暂时收回。七二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开始，四野日本老兵向中国申请按约定发回纪念章，中国政府几年后按原样重制纪念章，尽数补发给出力于解放战争的日本战友。直至一九八二年，共有一千五百零六名日本官兵获得中国解放纪念奖章。四野日本老兵九十年代以来四次组团来中国，一九九八年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率军事代表访日，也特意邀请四野日本老兵在中国大使馆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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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人含冤而终
生于一八九九年，曾就读清华大学、美国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一九二七年从美国维吉尼亚军校毕业，回国任职国民政府，历任国民政府师、军长，陆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中华民国总统府参军长。四三至四四年，孙立人先后以新三十八师师长与新一军军长身份，率领远征军进行缅北大反攻，被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歼敌数量最多的中国将领。五零年，孙立人出任台湾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同年传出美国解密文电显示，美国驻台北武官曾建议美方要求蒋介石离开台湾，另由亲美人士领导，并称孙立人等对「托管」并不坚决反对，加上孙立人受美国军事教育，又未加入国民党，因此受国民党高层严重怀疑。五五年，蒋介石以涉嫌兵变，将孙立人撤职软禁。直至八八年，蒋经国病逝，李登辉继任初期，孙案才逐渐昭雪。九零年，孙立人辞世，李登辉总统颁发国家褒扬令，表彰孙立人一生的功勋。零一年，台湾监察院对「孙案」重新调查后确认，匪谍案毫无根据，「孙案」完全昭雪。
□ 《亚洲周刊》二〇〇七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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