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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九月 07, 2008

钱钢：地震预警初探（二）

深入详尽的分析，有待信息全部公开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钱钢】中国的各级政府面对两难抉择：地震科学研究困难重重，却无法放弃；现有地震预测还只是概率性预测，却必须在许多时刻做出有效预警。　
　
前苏联、美国和日本都有过雄心勃勃的地震预报研究计划。前苏联的研究始于一九四八年阿什哈巴德大地震后，但进展缓慢，一九八八年，在无防备状态下发生亚美尼亚大地震。美国的地震研究，本为侦察核爆试验而设，一九六四年发生阿拉斯加大地震后，遂制定了地震预报研究的十年规划，同样绩效不彰，一九九四年，未能防范在洛杉矶发生大地震，损失二百亿美元。日本的研究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在七十年代圈定东海地区为发生八级地震的高危险地区，这个地震迄今未至，却在一九九五年发生了未有预报的阪神大地震。
　　除了日本仅对东海地区继续开展负有减灾责任的预报，世界上只有中国，在科学研究尚未过关的情况下，承担地震预报任务。邢台地震后，中国政府层对地震预报承担了令世人难以想象的沉重责任。曾有文章记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处理地震预报的情景：　　

　　一九六七年河北省河间县地震后，李四光在一个深夜里接到了国务院紧急开会的电话通知，他赶到会场已近凌晨两点钟。总理正坐在长桌的一头主持会议。总理让李四光在他的右边坐下，桌上摊开了一张京津地区的防震地图。会议的议题是：有关方面向国务院报告，这天清晨七时北京将发生七级地震，要求国务院准允立即通知北京居民到室外避震。这也就涉及到毛主席的安全。会上，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讲过了。周总理这时问李四光：请你说说，情况真是这样紧急吗？
　　李四光在发言以前，先走近电话机，迅速给他近年来在北京周围按地质力学理论亲自建立的地应力观察站打了电话，让他们仔细汇报近日来地应力值是否稳定，有无异常。当他得到“无异常”的回答后，这才坐回到他参加讨论的位置上来。这时候，能够给李四光考虑的时间已经很少了，但是，根据北京地区地质构造条件，当他掌握了必要的可靠资料，经过了紧张的思索与迅速判断之后，必须回答这个重大的问题。
　　李四光十分明确地说：不存在这种紧急情况。并且建议：最好不要发警报惊动全市市民。李四光对周总理说：请毛主席安心休息吧！总理同意不发警报，并说：“李四光同志，您年纪大啦，身体不好，早点回去休息吧！”i　　

　　这段史实，记述了中国地震预报工作起步时的极端状态：预警决策，取决于一位科学家和一位领导人的决断。当时八十高龄的李四光，有时需要亲自爬上山坡观察断层、伏在乡村井台上测量水位。为北京近郊一口水井的水位大幅度上升和麦田里的地裂缝，总理周恩来曾一日数问。ii科学家的经验性判断，和领导人的“拍板”，都冒着巨大风险。然而此后数十年的地震预报，并未完全脱离这种“经验判断+风险决策”的模式。
　　让我们从危机管理的角度，重新审视一九七四年关于华北地区防震的中国国务院六十九号文件，以及与这个文件相关的地震预警实况。　
　
一九七四年关于华北地区防震的中国国务院六十九号文件，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的一次中期预警。在发布这一文件的一九七四年，中国的地震预报起步不久。依据李四光的构造理论和地震活动现象，地震工作者对华北及渤海地区正在孕育大震有正确判断（这种长期趋势判断的水平保持至今）。对一二年内可能发生地震的估计，虽有人提出“华北已积累七—八级地震的能量”，但并没有人预测到会接连发生海城、唐山两个强烈地震。这种情况下，文件依据多数人“今明年内有可能发生五至六
级地震”的分析，要求七省（自治区、直辖市）“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从地震科学角度看，六级与“七—八级”差别巨大，“六级以上”，表述含混。
但从防灾的角度看，这样的判断，已足以使预警产生实效。
　　较大范围的中期预警达到三个效果：各级政府开始应急准备；专业地震工作者和群测群防队伍开始密切监视地震前兆信息；公众开始接受广泛的地震和防震知识宣传。海城地震的预报和预防，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
　　据海城地震当事人回忆，六十九号文件下达后，仅辽宁南部地区就建立了群众测报网点两千六百多个，参加测报的人员四千多人，放映地震知识电影六百多场，发放地震知识小册子十五万册。iii在海城地震发生前的三个月，辽宁全省有一千八百多起宏观异常现象被报告。种种异常和小震活动，使地震工作者较准确地在震前二十天发出了短期预报，在地震前一天发出了临震预报。iv
　　辽宁省委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早晨做出的地震报警决定，是在民众已有一定思想准备、地震的前兆信息、特别是前震活动比较明显的情况下做出的，但仍不无冒险性质。成千上万百姓在寒冬被动员出住所，而大地震竟然在数小时后“准时到来。
　
唐山是相反的例子。六十九号文件发出“中期预警”后，北京、天津、唐山等地都有过广泛的防震宣传活动。但在地震发生前数月，地震工作者判断与争论的焦点却集中在北京这个高度敏感的地点。四月，内蒙古和林格尔和河北大城先后发生六点三级地震，使关注华北震情的科学工作者陷入困惑，对“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形
势的判断出现分歧。v六月，四川防震引起的社会恐慌，又使得对北京的震情判断增加难度。和后来唐山地震有关的监测、争论、乃至“告急”（包括唐山当地几位观测人员的预报vi）都没有产生正式的预报意见送达政府。只有距唐山市一百一十五公里的青龙县是例外。
　
在唐山地区的一次地震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上，青龙县领导听到一些地震工作者关于“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五日京、津、唐地区可能发生五级左右地震”的预测意见，决定“以预防为主，有备无患”。防震抗震的部署传达到所有群众。地震发生时，有准备的群众及时逃生，虽然有七千三百多间房屋倒塌，直接死于地震的却仅
有一人。震后五小时，青龙县派出第一支医疗队赶赴唐山救援。vii
　　国际地震界公认，在海城地震前确实存在着具有减灾实效的预报，该预报是由地震工作者和政府官员共同完成的。viii国际上同样高度评价“青龙预防”。联合国的官员曾到青龙考察，仔细查阅了该县一九七六年的档案。ix一九九六年，青龙县被联合国发展、资助和管理事务部列为“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取得成效”的典型，该部的报告称：“要减轻灾害的损失，早期预报和动员群众做好准备是关键的一环。由于早期预报通常是科学家做出的，加强科学家和行政管理人员的联系尤其重要。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只有高效的行政管理才能有条不紊地采取对策和组织群众”。x
　
　
青龙的案例，使许多地震工作者痛心疾首：既然青龙可以在震情预测尚不明朗的情况下采取预防措施，并收到效果。那么，唐山地震前，在京、津、唐这个更大范围，地震工作者是否可能在犹疑焦虑之际及早向政府报告，而政府是否可能在难以决断之际以“打招呼”的方式开始临震阶段的预警设防？
　　事实上，从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到一九七六年上半年对“京津唐渤张”的中期预警，对北京和天津这两座重要的大城市，是有极大减灾作用的。国务院六十九号文件下达后，中央机关和北京、天津两市均建立了抗震防震指挥机构，除广泛宣传外，还进行了建筑物的普查、鉴定和加固，尤其是对电力、煤气、石油、铁路、交通、通信、供水和容易产生次生灾害的单位的建筑物作了重点加固。天津市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和一九七六年五月两次部署应急准备，包括疏散方案、医疗救护准备、救灾物资储备等。
天津是唐山地震的严重波及区，破坏烈度高达八度，如果没有中期预警，这座城市的人员伤亡和建筑物破坏将倍增。xi唐山地震未能临震预报和预警造成的震惊世界的惨烈后果，遮蔽了北京、天津因中期预警而减轻损失这一事实。　
　
痛定思痛，人们后悔，如青龙那样“打招呼”的临震预警，为何未能在包括唐山市的更大区域实行？但是，“打招呼”的确切定义为何？对地震“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决策原则可否广泛运用？在首都圈的大中城市，而不是在青龙这样的农业县公开进行地震的短期、临震预警，将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社会后果？政府忧惧破坏性地震漏报，同时也忧惧影响广泛的虚报，甚至包括防震损失大于震害损失的正确预报。预警于唐山地震前、发生于唐山地震后的松潘、平武地震，其长达四个月的公开防震，在成都平原引起极大恐慌。这一事例，让人们不能不以冷静的态度，来思索地震预警问题。
　　如果我们把地震的术语“漏报”、“虚报”套用到预警，称为“漏警”和“虚警”，那么可以大致概括：唐山地震后的十年间，余悸未消，地震部门最怕“漏报”，政府最担心“漏警”。而一九八六年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虚报”和“虚警”的担心则上升到主要地位。
　　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二年，广东、贵州、山东、江苏、四川先后发生多起地震虚报。xii一
九
八四年初，全国震情会商会认为京西北和河北、山西、内蒙交界地区有多项异常，需重点监视。此后异常增多，河北省地震局有人提出“二月二十三日前后可能为一个可能发震时间段”。地震部门虽然仅强调“严密监视震情”，并没有发出临震预报，但在具有中强地震发震的地质构造背景的张家口，政府开始严密防范，军队、铁路、电力、邮电等也从各自的上级得到消息。三月初，张家口和邻近地区处于紧张状态。大批市民搬出楼房，许多单位进行疏散演习。地震最终未发生（到十四年后的一九九八年，发生了张北六点一级地震），该事件被定义为“地震误传”。xiii “虚警”付出代价。
　　一九八六年，国家地震局局长安启元要求首都新闻界向群众转达一项忠告：切勿轻信地震的谣言和误传，那只能导致无谓的紧张，扰乱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xiv地震预报开始被越来越严格地管理和控制。在“把地震预报纳入法制轨道”的理念下，从一九七七年颁布《国家地震局关于发布地震预报的暂行规定》、一九八八年颁布《发布地震预报的规定》到一九九八年颁布《地震预报管理条例》，xv对地震预报做了一系列约束。一九八八年的规定甚至要求“涉及地震短期和临震预报水平的宣传报导、写实的文艺创作，在发表前应征得国家或省级地震部门的同意。”xvi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大陆经济高速发展，地震活动却相对平静。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本地的稳定，对任何可能“影响投资环境”的负面信息都严加控制。唐山地震后对地震的“过敏”，变成对地震谣言、地震误传和一切“不安定因素”的“过敏”。如海城地震和松潘地震前的大规模发动群众公开防震，在这一时期已然绝迹。一些成功的预警，都可以称之为“秘密预警”。
　　一九九九年，一个类似海城地震预报的事件，在同一地区重演。在有正确中长期预报的基
础上，辽宁省地震局在这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向省政府发出了海城—岫岩将发生五点五至六级地震的临震预报。但当时他们仍无完全的把握，提交给省长办公会议的分析意见，一是“临震”，二是“进一步看变化，也可能发展成一般的震群活动”。辽宁省地震局前局长徐心同写道：　　
　
　我们这样的不确定的分析预测意见，提交到省政府常务扩大会上，实际上是给省政府的决策者们出了个难题，在看到省长们决策时为难的样子，而我们又无能为力，处境真是十分尴尬。政府的决策者们面对的是把我们的不确定的预测意见变成是否发布预报、采取预防措施的确定性行为，这是典型的风险决策。xvii　　　
　
辽宁省政府决定发布临震预报，但采取了周密的实施方案：按内紧外松原则，各级领导和关键部门做好应急准备，不惊动更大的社会面；在省地震局圈定的最危险的两个镇，动员居民和师生撤离危旧的住房和校舍，通知井下人员停止作业。政府的预报发出不到两天，二十九日中午，五点六级地震在岫岩-海城交界处发生。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二日中缅边境七点三级地震的情形，与岫岩－海城地震相似。地震工作者在震前三十小时做出了临震预报，政府做好应急准备，在有限定的危险地区公开防震；如命令孟连县的学生撤出校舍，放假防震，在地震到来时避免了重大伤亡。xviii
　
　
地震以及其它重大灾难的预警，政府必须有决策。决策不能闭目塞听而作；但也不能期待握有充分信息后才出。获得专业部门的概率性预报后，政府要做的，是对涉及社会、经济甚至国防的诸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对“警兆”和“警度”做出判断，发出不同级别的预警讯号。政府的判断，依然是概率性判断。事实上，无论恐怖袭击、化学灾难、疫情爆发还是可监视性已经很强的洪汛、台风，政府即使尽最大努力预先获取准确信息，决策的盲区仍将无可避免地存在。
　　显然，当前各级政府的灾害预警能力很低。尤为奇缺的，是先进的危机管理思想。
　
　地震界把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震级”称为“三要素”，在预测预报中全力追求“三要素”的精确性。但“三要素”的精确性，并不是政府预警的先决条件。
例
如，就所释放的能量而言，一个八级地震是七点八级地震的二至三倍，是一个六级地震的九百倍，差别巨大。但是政府预警的最基本举措，却未必一定要有这种精确的“级差”。当政府对一个可能震级为六级、破坏烈度为七度的地震进行预警时，就应该撤离、疏散人群。这个举措完全覆盖了震级和烈度更高的地震。又如，对一个地震，仅仅有较准确的地点判断，却没有较准确的时间判断，或者相反，预测准了时间却预测错了地点，这从“三要素”的标准衡量是不及格的预报，但对政府的预警却仍有宝贵的价值。在茫茫的时间/空间海洋中，若干危险点凸显出来。政府可以运用行政力量，作有效防范，弥补地震科学水平的不足。并不精确的预报，却
可能达成有减灾实效的预警。
　　现在问题，恰恰出在把政府预警和科学的预测混淆、等同，深层原因是体制设置错误。中国地震局和各级地震部门，在确定地震预报意见方面，具有法人地位。它兼有“政府”与“科研者”双重身份，既是地震科学研究的组织、管理、实施者，也是地震预报的把关人。事实上，地震部门不可能代替政府实施预警，每一个预报的“球”都踢给了地震部门之上的政府。但政府却没有危机管理指挥中枢。震情严重时，政府常常没有判断能力，一次次问地震部门：“你们说呢？”“你们到底有没有准确的意见？”球又被踢回。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地质背景、经济状况、人口密度差别甚大。由中科院院士、著名地震科学家马宗晋领导的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提出“地震灾害分区”概念，提出对我国地震的四种类型——“华北型”、“川滇型”、“西北型”、“江淮型”采取不同的防灾减灾策略。xix他们还提出了地震灾度的概念，将地震分为微灾（死亡一到九人）、小灾（死亡十到九十九人）、中灾（死亡一百到九百九十九人）、大灾（死亡一千到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和巨灾（死亡等于或大于一万人）。xx
　　笔者借用此概念，将“微灾”与“小灾”合并，列出“灾害等级”和“防范等级”的双因子表，显示政府灾害预警的十六种可能的状态：

	无防	小防	中防	大防
无害	无害无防	无害小防	无害中防	无害大防
小害	小害无防	小害小防	小害中防	小害大防
中害	中害无防	中害小防	中害中防	中害大防
大害	大害无防	大害小防	大害中防	大害大防

　
由于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乃至突发事件，在破坏性上相似，因此政府的预警策略亦具有兼容性。表中的“无害无防”、“小害小防”、“中害中防”、“大害大防”是四种“最好”的状态；“无害大防”、“大害无防”是两种“最坏”的状态；而“小害大防”、“大害小防”、“中害不防”、“无害中防”是四种“较坏”的状态。最好的状态应倾力追求，最坏和较坏的状态要努力避免。在付出努力后，可能得到的另六种“中间状态”。
“小害无防”、“无害小防”、“中害小防”、“小害中防”乃至“大害中防”、“中害大防”，是现阶段科学水平和政府危机管理水平下较有可能经常出现。中间状态并不理想，对灾害判断不准，或是反应过度，形成惊扰，或是反应不足，造成损失。但这是需要接受的现实。
　　汶川地震属最坏状态：“大害无防”。这一次，中国没有重演海城地震成功的预报和预防（“大害大防”）；也没有重演松潘、平武地震付出代价、有深刻教训、但毕竟发生了的预报和预防（“中害大防”）；也没有出现唐山地震中的“青龙奇迹”。
　
　
在汶川地震前的两年间，如果确有对龙门山断裂带的震情判断，那么政府究竟有没有中期预警举措？在汶川地震前夕，如果确无精确的“三要素”预报，那么政府究竟有没有从地震部门获得欠精确的预报意见？如果有，他们又是如何处置这些“欠精确”预报的？有没有“内紧外松”的应急措施？有没有小范围或特定目标的局部防范？是否有过犹疑、彷徨、顾忌、争论，直至最终未能实施预警？
　　深入详尽的分析，有待信息全部公开。需要指出，文革时期数次成功的地震预警，除了地震科学工作者的贡献，“备战备荒”年代广泛发动群众捕捉异常信息的特有方式、政府“不计后果”的拍板，都是重要的原因。那时的地震工作和战备、人防实行统一领导，有的地区甚至直接由军队领导。而在新历史时期，海城预警模式、青龙预警模式或者更宽泛地说“六十九号文件预警模式”，已难以复制。从唐山到汶川，三十二年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格局发生了深刻演变。面对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全新的信息流通方式，政府的危机管理，某种意义上
说更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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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请见9月4日刊出的“面对巨灾：需要一个更成熟的社会”

注释：

i黄钢：《亚洲大陆的新崛起》，人民日报1978.01.07 第2版
ii人民日报1979.03.07 第3版
iii 刘益民：《回忆海城7.3级地震》，《东北地震研究》1986年12月号
iv 参见郭增建、陈鑫连主编：《地震对策》页321，地震出版社，北京，1986年
v 陈非比着：《悲壮的历程》页111，地震出版社，北京，2006年
vi 详见张庆洲着：《唐山警世录 : 七. 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6年
vii 国家地震局1976年11月8日所发《地震工作简报》第17期，见钱钢着《唐山大地震》页202，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05年
viii 陈棋福：《海城地震预报过程的回顾及地震预报发展的思考》，《国际地震动态》2005年5月
ix 刘玉成：《当年的奇迹》，《中国档案》1996年7月
x 钱钢着：《唐山大地震》页217，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05年
xi 郭增建、陈鑫连主编：《地震对策》页354，地震出版社，北京，1986年
xii 宋守全等：《地震谣言和地震误传事件对策》，《国际地震动态》1985年4月
xiii 郭增建、陈鑫连主编：《地震对策》页94，地震出版社，北京，1986年
xiv 人民日报1986.10.16 第3版
xv 中国地震局官方网站：http://www.cea.gov.cn/news.asp?id=5356&classID=4
xvi 一九八六年笔者的《唐山大地震》一书出版，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此作品时，应国家地震局要求，删除了有关地震预报问题的第七章《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
xvii 徐心同：《关于岫岩-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思考》，《东北地震研究》，2000年6月号
xviii 李宣瑚：《1995年7月12日中缅边境7.级地震预报成功》，《国际地震动态》1995年9月号
xix 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分论）页75，科学出版社，北京，1993年
xx 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分论）页67，科学出版社，北京，1993年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钱钢】汶川地震发生后不久，许多北京市民都收到一条短信。短信称，据人民网报道，北京市今晚二十二时到二十四时将发生二到六级地震。短信引起很大恐慌，直到汶川地震的确切消息传来，经地震部门澄清，谣言方消。
　　这一事件具有警示意义：我国对地震信息的社会应对能力还相当脆弱；无论是政府的地震预警，还是空穴来风的不实信息，都可能引发动荡。这是有效实施预警的严重障碍。
　　地震谣言源于公众对地震的恐惧，源于科学知识不普及，源于信息封闭、信息畸形传播和民间社会调适功能薄弱，也与地震科学未过关、震情信息若明若暗有关。中国大陆发生过多起地震谣言，为此付出很大代价。
　
　一九八〇年春，山东烟台地区流传本地将发生八级大地震和海啸的消息。其依据，有人说是日本地质学家勘测出的，有人说是美国卫星测出的，有人说看到了内部文件，中央已知道，故意不告诉。伴随地震谣言的，还有各种迷信故事。消息蔓延到两万多平方公里、两个市十余个县，据调查，全烟台地区七百万人口，相信的人达百分之二十，半信半疑者达百分之五十，本地经济和民众生活均受到严重影响。i
　
　一九八一年夏，陕西省汉中地区发生暴雨洪灾，关于八级地震将发生的消息随之流传。原因是一个冶金地质勘测队因拆房建房，临时搭建油毡棚。有人说，地质队是通中央的，人家知道得早，要地震了。这起谣言影响二百万人，引起混乱。一次电影院里有人惊呼“地震”，造成踩踏伤人事故。ii
　　另一起发生在广东的地震谣言，起源于一九八〇年香港《明报》的一封读者来信。该信称，“勘探石油发现地下是空旷大洞 闽南地区盛传大地震”iii。次年，广东海丰地区发生小地震群活动，当地民众的海外亲属联想起报纸信息，纷纷致信、致电、汇款。民众大惊。三月二十九日，汕尾渔民吹响螺号，次日下午，近二百条渔船载着六千多男女老幼，逃离家乡。其中有一百零六条，载着四千多人到达香港，被香港当局拦截。iv
　　一些对地震谣言的研究，结论引向政府的管理，要求对地震谣言严厉打击。然而，许多的地震恐慌，并非谣言所致，而是与地震预报有关。
　
　一九八三年在甘肃古浪发生的地震传言，起因是一位教授的内部预报意见。该教授预测，九月十七日前后，古浪一带，将发生六点二级地震。这个并未形成共识的意见，本由地震部门内部掌握。但地震测量队在野外工作时钱财被盗，向县公安局报案，顺便向公安部门透露了这个消息，并有“君子协定”，商定绝对保密，不能外传。于是公安局内首先出现了防震棚，路人问询，又神神秘秘不作回答。不久，防震棚便在古浪县遍地开花，连群众大会都不敢在礼堂内举行。v
　　一九七六年松潘、平武地震，预报取得成功，预警却有深刻教训。vi这次预警，在地震中期预报被作出后即开始。年初国家地震局召开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肯定了川、青、甘交界地区，特别是松潘、茂汶在一九七六年可能发生六级或六级以上地震的意见，将其列为全国重点危险地区。四月，四川省召开地震工作会议，部署松潘、茂汶地震危险区和其它重点区工作。绵阳、阿坝、温江等地区先后召开地震工作会议，地震局派出大批专业人员在松潘、南坪、茂汶、汶川、黑水、理县、江油、大邑、邛崃等县协助当地加强群测群防工作。在地震发生的四个月前，震情信息已经广泛传播。
　　某种意义上说，四川防震，与“六十九号文件”下达后华北地区的预警方式有关，也与海城地震和刚刚发生的龙陵地震被成功预报有关。六月十四日，省地震局发出该年度第二期地震简报，提出龙门山断裂带中南段，茂汶、北川至康定在一二个月内，特别是在六月下旬可能发生六级左右地震。这个短期预报意见，引起各级政府的极大重视。
　　但社会缺少成熟的应急措施和精神准备。当四川省和成都市的防震抗震指挥部在六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相继成立时，动荡随之出现。二十四日凌晨，成都市近郊一家工厂的锅炉放气，人口密集的生活区一片混乱，一些人跳楼致伤。当晚，成都火车站地区警报器误动，又引起市民恐慌，数万人冒着大雨上街避震。省地震办公室接到各种各样的问询电话，从水库是否需要放水、电影院是否可以开映到医院的手术能否进行。
　　人们紧盯着预报所说的“六月下旬”。二十二日，国家地震局和四川省地震办公室在成都举行“南北带中段地震趋势会商会”。有专家判断，灌县（今为都江堰市）与汶川县交界的映秀湾一带（即本次汶川地震的震中），可能是发震地点。而人口集中、工矿企业较多的灌县，是危险区中的危险点。消息迅速传到灌县。县政府决定，县城的五万人全部撤离。市民搭汽车、火车，或是在大雨中步行，撤向成都。二十六日，灌县已经成为一座死城。月底，地震没有发生。省政府正式发布的地震短期预报，预计发震时间推迟到“八月底前”。
　　七月，成都气氛稍缓和，月底唐山地震爆发，恐慌再起。人员外流、哄抢仓库、砍伐
树木、干部带头撤离家属等事件连连出现，满城遍布防震棚，停工停产。中共中央为此发电报指示四川稳定局面。八月初，地震部门发出临震预报。这个预报所圈定“十三日、十七日、二十二日前后”三个时间点。八月十六日，为贯彻中央指示而召开的二十万人大会结束不久，松潘七点二级地震发生。二十二、二十三日再接连发生六点七级、七点二级两个强震。震后，地震部门又发出虚报，成都警报拉响，一度陷入半瘫痪状态。
　　八月二十七日，在政府已撤销警戒后，四川省安县秀水镇红光村发生六十一人集体投水、四十一人死亡的奇异事件。两个月来，有线广播里频频发布的地震警报，使公众绷紧的神经几近断裂。风声鹤唳，许多自然现象和动物行为，都被当作异常报告，有的公社的业余观测员，也可以向全社发布地震预报。地下的“一步登天道”在这时散布“四川要沉为汪洋大海”、“毛主
席讲的天翻地覆，就是要发生地震，要赶西山塞东海”、“大难临头了，善人要收一半，恶人要收完”、“只要进佛门，赶快做功，祖师爷就会派慈船来接你们到仙山，回到西天躲劫难”等传言，致使六十一人连续四日聚集，念咒发功，最后集体投水。 vii
　
　松潘、平武地震的预报是在小震活动不明显的情况下作出的，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但它没有带来成功的预警。它不像海城等地震的预报那么“幸运”，短、临预报发出后不久地震就发生；松潘、平武地震对发震时间的判断几经调整，预警持续了较长时间。公开发动群众防震的有利之处，是宏观异常可能被迅速报告，地震短临预报的准确性大大提高；弊端是社会要承受动荡压力。这个案例提醒人们，地震预警的实际操作有极大复杂性，在社会自调控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公开防震，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是极大挑战。

历史的吊诡在于，文革时期信息封闭，但在那一时期，地震信息却曾有过公开的传播；文革结束至今，社会逐渐开放，地震信息却被牢牢控制，防震知识的普及也大大减少。公众对地震的反应，仍处于幼稚阶段。中国大陆的“地震恐慌”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在汶川地震后还有愈演愈烈的可能。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日，山东苍山县发生五点二级地震。震害不大，却有许多人惊慌外逃，因摔倒挤压、跳楼造成伤残，其中百分之九十九是中小学生。原因是大多数人缺乏地震知识和避震常识，尤其是部分教师率先外逃，引起学生极大恐慌（这一事实显然不曾传播到四川）。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甘肃玉门五点九级地震，间接死亡的两人，亦因惊恐。有三百五十人，在惊慌逃离住宅时拥挤压伤或摔伤。更严重的是，恐慌的人群在严寒中滞留户外，八千多人冻伤患病。viii
　
　一些论者认为，唐山地震后，中国公众中存在着严重的恐震心理。事实上，政府的恐震心理，确切说是政府因“稳定压倒一切”、怕地震信息引起社会动荡的“恐乱心理”，更为严重。与其责怪百姓蒙昧，不如首先反省现行的信息传播和社会控制体系。因为信息的过度控制，独立媒体缺位，使单一管道释出的官方信息公信力日减。因为社会体制的僵硬，民间社会不发育，政府和民众间缺乏有弹性的中间层，民间缺乏自我调适机制，无法参与灾害预警。政府与民间，表现为管制与被管制的二元分离状态。公众对地震预报，存有对气象预报同等的期望值。未能预报的破坏性地震，常会引发公众对地震部门和政府的追究诘难，导致“人祸说”流行。而政府则因此越加谨慎，严控舆论，形成恶性循环。
　　社会的快速发展，为发布临震预报和公共管理增加了难度。公众的忧震、恐震心理，公众对地震专家、政府的期望与信任，与整体上临震预测的可信度和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间形成强烈反差，使地震信息高度敏感，极易传播“扰动”社会正常秩序。ix进入数字时代，各种新工具为包括“临震应急”在内的公共管理提供了便捷条件，然而传播中的信息“放大”效应，也成为政府地震预警必须正视的新困扰。■

相关文章：
《地震预警初探》之一：中国大陆地震预警简史
《地震预警初探》之二：地震科学：进步？止步？退步？
《地震预警初探》之三：政府：有效预警的困境与可能

下文请见9月5日刊出的“结语：地震预警的现实选择”

注释：

i 宋守全等：《1980年中国山东省烟台地区流传的一起谣言及辟谣对策》，《国际地震动态》1981年8月
ii 苏刚等：《1981年陜西省汉中地区暴雨洪灾中的地震谣传及辟谣对策》，《国际地震动态》1982年4月
iii 香港《明报》1980年7月20日
iv 郭增建、陈鑫连主编：《地震对策》页408
v 郭增建、陈鑫连主编：《地震对策》页92，地震出版社，北京，1986年
vi
有关史料，参见洪时中：《1976年松潘-平武地震前后成都市防震抗震指挥部工作的简要回顾与思考》，《四川地震》2006年12月；罗灼礼、杨懋源：
《临震预报与公共管理的思考——从1976年松潘地震谈起》，《国际地震动态》，1998年3月；韩渭滨：《松潘-平武地震预报经验的有效性与推进地震预
报的艰巨性》，《四川地震》，2006年12月；张珍：《我们是怎样预报松潘7.2级地震的》，《四川地震》，2007年9月；陈焕新：《成都平原的动
荡》；《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页854，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9年
vii 陈焕新：《成都平原的动荡》；《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页854，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9年
viii 陈颙等：《“十一·五”期间中国重大地震灾害预测预警和防治对策》，《灾害学》2005年3月
ix 参见罗灼礼、杨懋源：《临震预报与公共管理的思考》，《国际地震动态》，1998年3月

地震预警的现实选择

《财经》特约作者 钱钢 [09-05 10:43]

应尽早公开汶川地震震前资料，全面启动汶川地震预警问题研究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钱钢】中国地震预警的现状是：地震预报水平虽领先各国，却仍处于“荆天棘地”的摸索前行时期；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应对灾害的社会素质，均亟待提高。
　　二十世纪，中国直接死于地震的人数高达五十万人以上，而美国在二十世纪七级以上地震总共二十次，总死亡人数一千三百八十人。中国别无选择，不能放弃地震预警。
　　在汶川地震后思考地震预警问题，笔者以为，下列诸点尤为重要：
　　一、彻底改革巨灾应急体制。政府在灾难预警中处于最关键位置，在现实条件制约下，政府肩负有限责任，但必当全力以赴。政府应向公众坦陈风险决策的难度，并明确说明对预警的承担。我国亟需建立常设紧急事务部门，统筹职能区分明确的灾害情报信息系统和减灾事务管理系统。1包括中国地震局在内的各级灾害情报系统，负责向此常设机构呈递特定灾种的预报。依据损失最小化原则，是否宣布预警，在什么范围、实施何种等级的预警，由此预警枢纽（必要时由政府首脑）决断。
　
　二、给地震科学研究充分的学术自由。政府的责任归政府，科学的天职归科学。要让地震预报工作者免于恐惧，放手工作，向灾害情报系统大胆预报。地震预报队伍，既包括目前政府地震系统的地震工作者，也包括所有科研机构和民间潜心地震预报的人士。在科学尚在攻关的现实下，“虚报”和“漏报”均应免责。在政府支持地震预报同时，要探讨市场（保险业）和民间组织（包括非赢利基金）资助的可能。要重新审视文革时期的地震工作“群测群防”模式和防震抗震科普宣传模式，
探讨在新的社会格局下，调动民间力量参与地震观测的新方式。
　　三、增加震情信息开放度。全国和各省的地震活动背景、长期地震活动趋势、全国地震烈度区划，应编成面向公众的通俗宣传品。中期预报意见，应在媒体向社会披露，通过政府部门、科学界各种非政府组织向公众进行防震科普宣传（包括辨识地震谣言）。在经济、文化较发达、同时存在地震危险的首都圈和沿海地区，此事宜早不宜迟。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送达政府后，如决定预警，应在特定范围、以特定方式传布。
　　四、减压。当前特别需要减压——政府给科学界减压，社会给政府和科学界减压。地震预警通过政府、科学界、社会三重不同角色的互动实现。政府、科学界和社会应密切沟通。全体社会成员同舟共济，宽容，务实，沉着面对巨灾威胁；理解预警需要成本，共担必要代价。在地震预警的困局面前，将急切的诉求，转为理性期待和积极参与。
　　五、建立预警过程的“复盘核查”制度。预警的决策结果必须允许失误，但预警的决策过程决不容存漏洞，事后必须检验，不要让决策的巨大难度，成为玩忽职守者逃避责任的理由。二〇〇八年八月十一日，中国地震局正式展开汶川地震的科学总结与反思工作。这一总结和反思，必须容纳一切意见，特别是中国地震界学术异见人士的意见，真正做到民主和公正。反思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是任何机构和阶层的专利。这一总结和反思，必须信守中国政府关于信息公开的承诺，向社会公开，接纳社会参与，让媒体充分报道。笔者呼吁，尽早公开没有任何理由视为“秘密”的汶川地震震前资料，全面启动汶川地震预警问题研究，化惨痛教训为公共治理的宝贵知识资源。（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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