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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八月 13, 2006
二战几个国家的死亡数字
苏联2660万,德国750万,波兰560万,印尼400万,日本260万,印度158万,南斯拉夫102万,罗马尼亚84万,法国56万,意大利46万,英国45万,美国42万。
按国家人口总数的的死亡比例,则最高的是波兰,达到161/千人。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如果以1000万计,死亡率约为波兰的十分之一、苏联的八分之一。
——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World_War_II_casua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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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当今需要怎样的“学术打假”
作者:张懿 江世亮 任荃(记者)
7月31日,轰动国内学术界的“候选院士”肖传国状告“学术打假名人”方是民(笔名“方舟子”)名誉侵权案有了一审结果。方舟子被判网络道歉,并赔偿肖传国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对于这一判决,原被告双方都表示不服,欲提起上诉。
暂不论这场官司中的孰是孰非,我们不妨反观一下近年来出现的“学术打假”行为。以方舟子为代表的“民间打假”行为是否值得推崇?在警示了某些学术造假者的同时,缺乏规范的“民间打假”是否又引起了新的混乱?对于科学界愈演愈烈的不正之风,当今究竟需要怎样的“学术打假”?本报就此采访了国内科学界的相关人士、身陷官司的当事人双方,以及负责科学道德监管的政府官员。
武汉市江汉区法院的一审判决,看起来似乎为原告肖传国和被告方舟子之间的口舌之争作出了权威的评判,但是随着判决的公布,此案所引发的关于“学术监管”的话题却重新成为热点。
对于方、肖之间的法律纠葛细节,相信由司法部门来处置是更为妥贴的做法;而本案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像以方舟子为代表的学术打假的民间力量,无疑是目前最吸引眼球、最具有影响力的外部监管力量之一,而凭借这种力量开展监管,是否合理,是否妥当?
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一些科学界的人士,跳出这桩众说纷纭的官司之外,他们提出了不少值得思索的观点和建议。
“民间打假”风从何来
新语丝的出现,民间打假力量的兴起,且不论他们的做法是否规范,但他们广受关注的现实本身就已经证明,不少民众对他们的行为是认可的,而这种认可,必须要从学界的造假、打假的现实中找原因。
接受记者采访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科院院士(A院士)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何中韩两国普通百姓对于“打假者”的态度,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A院士向记者表示,眼下,方舟子及其主办的新语丝网站有很大一批中国受众,其中不乏基层的科技人员。网上一旦出现对某个人的学术或道德的质疑帖子,很多人是宁可信其有;这与韩国人在黄禹锡事件刚出来时“宁可信其无”的心态是截然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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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智勇:日本不应被塑造成敌人
日本不应被塑造成敌人
朱智勇中日关系正处于1972年恢复邦交以来的最低谷,两国关系从三个方面呈互为因果的递进恶化趋势:从民间关系看,互不信任和心怀敌意已达三十多年来的最高点;从外交方面看,中断首脑互访已达数年;更危险的信号是两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互信出现动摇,日本最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表明,“中国威胁论”已经开始影响日本的安防政策,出于同样的原因,日本明确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
中日关系这种逆向恶化的态势与两国现实的战略利益相悖,两国之间在何去何从的关头必须系统澄清由来已久的积怨与误解,不为部分盲目偏激的民间情绪控制,理性的审视和解读对方,走出“情绪外交”的泥淖。
两国的领导人都应该有勇气承认两国的民众对对方都存在深刻的偏激与误解。在中国,从网络上反映的民意看起码有如下方面的普遍问题:
其一,对二战以后日本在政治体制及社会生态的根本变化知之甚少,不知道也不愿深究日本的和平宪法既是美国干预的结果也同时是日本人民在“一亿总忏悔”的赎罪和觉醒中的自愿选择。应该看到日本的社会进步和变化,应该看到今日之日本与当年军国主义的日本有本质的区别,应该看到在战后60年中日本基本信守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安防政策。如果没有这个基本的理解,中日关系就没有起码的政治基础。但是从中国的网络民意观察,中国民众对此的认识相当模糊,对历史血仇的记忆部分误导了对现实日本的完整解读,由此导致,
其二,把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少数极右翼的不服罪和翻案行为过度演绎为日本国家的政治和政策选择,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和重修历史观的标志。但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格局是不可能被一个参拜举动所改变的,在多元化的日本,少数极右翼的言行更不能代表日本人民的基本判断。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肯定会引起中国以及其他遭受日本侵略过的国家的抗议,但怎样的解读和处置才恰如其分呢?中国驻日大使王毅有言道,参拜靖国神社有日本神道文化的生死观问题,但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国际正义问题。如果更宽泛的来解析它,应该在几个层次上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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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八月 12, 2006
“我们需要一个流亡的精神教主”
密码按:该二文均出自经方舟子亲手审核并公布于新语丝网站首页、并同时通过邮件列表向公众传播。
当方舟子遇到吕瑛们
作者:一条小鱼理科出身的方舟子,遇到也许是官场精英的吕瑛们,他们的很多方面是不通
的,是不可能相通的。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伟大人格的人,对于吕瑛们来说是
理解不了的。人分三六九等,有伟人,有常人,有俗人,有贱人,他们的人生观
和世界观肯定是不一样的。吕瑛们不算最贱,比他们贱的除了婊子们,还有主持
“男性功能障碍治疗药物知识讲座”等有偿节目的女人们。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规则!规则!规则!!!我们已经找不到规则了。
方舟子仿佛是一盏疾风中顽强闪烁的航灯,肩负了太重的使命,本身却随时
有可能熄灭。这盏灯的熄灭,将给铁锅一样的黑幕撤走最后的一个光点,还世界
一片死寂。
方舟子没有上诉的必要,他并没有想要的东西,他从来也没有想得到什么,
这里也不是他讲理的地方。没有人会听他的呐喊,新生的时代似乎还没有来到。
到美国去吧,不要理睬没完没了的无聊官司。做一些真正有益的事,这是可
能的,毕竟是互联网的时代了。到美国去吧,保重好肉体,是最现实的。我们需
要一个流亡的精神教主,以慰藉空陌的民主的乌托邦的心灵。
(XYS20060802)
link
因肖传国诬告成功而失眠
作者:一条小鱼一直关注肖传国案的进展,甚至因此耽误了日常工作。现在,判决结果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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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八月 11, 2006
东条英机曾规定只有战亡者才能进靖国神社
08.05 22:04
【共同社8月5日电】共同社日前获独家消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时任首相兼陆军相的东条英机曾使用陆军秘密文件下达了一项关于靖国神社合祭标准的通告,规定靖国神社只合祭“以作战工作为直接原因”而死亡的军人和军属。
该文件将靖国神社的合祭定位为“给予发生战斗或事变时为国家大业而牺牲者的无比神圣的恩典”,严格要求必须 “以虔诚崇敬正大光明的心情”来申报合祭。该文件原则上规定战争地区以外的死者不能被靖国神社合祭。若按东条英机本人于战争期间下达的这个通告来看,包括东条英机在内,战后被宣判为甲级战犯的人明显不属于靖国神社合祭对象。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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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文选》显示江泽民确应为对日战略失误负责
张三按:查所涉文章为《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中的《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外交工作》,是江泽民于1998年8月28日在第九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日皇弟曾向江泽民致歉侵华
(2006-08-11)(联合早报网讯)日本媒体发自北京的报导指出,中国官方文件记载,已故昭和天皇裕仁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亲王于一九九八年在皇宫内的晚餐会上,向当时的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表示,“自己曾亲眼看见日本军的暴行,至今仍深感愧疚,我希望向中国人民致歉”。
中国近来陆续出版前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的系列书籍,“为了世界更美好”一书是介绍江泽民到外国访问的情况,其中记载,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晚间,在日皇和皇后召开的宫中晚餐会上,三笠宫主动向江泽民致歉。
三笠宫说,“我以旧日本陆军军官的身分派驻南京时,亲眼看见日本军的暴行,至今仍深感愧疚,因此想向中国人民致歉,我希望将历史的真相完整地传达给新一代的皇族,并为实现日中友好而努力”。
三笠宫的发言虽然不是正式的官方发言,但是却是首次有皇族向中国最高领导人致歉的记录。三笠宫是在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杀之后,于一九四三到四四年之间,在南京的总司令部担任参谋,他也曾在自己的手记中批判日本军的暴行。
日本时事通信社报导,中国的对日关系要人表示,三笠宫当时是刻意走到江泽民的身边,主动找江泽民谈话的,由于三笠宫对日本发动侵中战争有所批判,因此利用晚餐的机会,向江泽民吐露自己的心情。
十日出版的“江泽民文选”中则记载,江泽民于一九九八年八月在外交使节齐聚的会议上,曾提及中国的对日政策,江泽民说,“中国必须永远、不停地向日本强调历史问题”,可看出江泽民对于历史问题所持的强硬态度,历史问题也可能永远会是中国对日施压的一张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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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八月 09, 2006
中国到处冲斥纳粹物品德国深表忧虑
2006-08-08
德国之声报道/在中国,希特勒臭名昭着的“我的奋斗”有多种版本可供选购,纳粹的勋章、纪念邮票、照片、甚至军服也可在中国拍卖公司的互联网网页上买到,收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象征性物品成了一些中国人的嗜好。德国世界报对这一发展态势深表忧虑:
“北京对互联网的监视和检查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但它仅针对中国政治异议人士和对中国违反人权的指责,第三帝国的纳粹宣传不在检查之列。这一状况现在引起了一场争论:北京的娱乐新报警觉地问道,为什么中国不立法禁止经营有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内容的商品。互联网监控人员证实,对此进行干预没有法规依据。法律专家反驳说,可以根据中国民法禁止这类商务,此外广告法也禁止传播种族主义。
持批评态度的记者和社会科学家认为,中国新兴的这种收藏热并非是崇尚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对权力、武器和军队的一种欣赏和入迷。中国城市社会中,潜在的民族主义正在发酵,它使前程看好的年轻人产生了追求实力和影响力的愿望。数十种光彩照人的武器和军事月刊正是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其中也藏有非法出版、论及第三帝国的杂志。”
给自己的同胞设置陷井
收集纳粹文物的中国人毕竟是少数,多数中国人更喜爱出国旅游。南德意志报披露了中国游客在德国落入陷井的情况,而设置陷井者往往是居住在德国的华人:
“每名游客交20欧元后,大轿车才继续前行。旅馆并不象保证的那样位于市中心,而在偏远的乡村。参观博物馆属于必看项目,但每人须交费50欧元。施特拉尔松应用技术大学的旅游学教授阿尔特说的这一切并非外国故事,这些事就发生在旅游之国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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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川秀直答唐闻生关于“脱亚入欧”
“北京─东京论坛”:中川秀直舌战唐闻生
2006-08-08日本中文导报张石/第二届“北京─东京论坛”第一分科会于8月3日在东京都内的PALACE酒店举行,中国方面参加第一分科会有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赵启正、全国政协港澳台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唐闻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等;日本方面参加第一分科会有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秀直、外务副大臣盐崎恭久、财团法人机械产业纪念事业财团会长福川伸次等
日本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秀直在分科会上演讲,在谈到中两国关系冷却的背景时他说,“(双方)因对亚洲史无前例的大国之间对等的关系缺乏心理准备,以致产生摩擦”,并指出“有必要在后小泉时代消除心理壁垒”,强调了应在“后小泉”政权改善两国关系的意图。
同时中川认为“除政府以外,能正确传达政府本意的途径变弱了”,指出有必要通过有识之士和经济界推动民间外交。此外,中川还建议为配合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实现日本羽田机场和上海虹桥机场的一日多次运行的班机。
赵启正在发言中分析了两国都认为对方有“军事威胁”的背景,向日本讲述了中国军费的概括的走向,呼吁双方消除误解。
唐闻生在提问时说:我非常敬佩日本人民非常珍视和保留自己的传统,又能根据自己的情况从外国取其所需,不断改进自己,方才我听中川先生讲,好象还有一种脱亚入欧的倾向,我想太礼貌地请教一下,在日本的博大的胸膛里,跳动的是一颗亚洲的还是欧美心呢?中川说回答说:至于日本是亚洲之心,还是是欧美之心,我认为现在亚洲的概念正在改变,我们不能再在站在固定的亚洲对欧洲这种观念上看问题。正象我们不要站在“崇美”和“反美”这两个极端上看问题一样,亚洲的各种多样性在不断展开,包括中国在内,各种社会进程也进入一个新的变化的阶段。在这样的阶段,有只亚洲能做到的事物,也有许多必须向欧美学习东西,有时只有学习那些欧美的事物,才能实现“亚洲式”的发展,这无论对日本来说,还是对中国来说,都是一样的,这种新的价值观和精神革命,今后会在大家的手中创造出来,因此不应从究竟是亚洲之心,还是欧洲之心这样狭窄的立场出发,而是要创造出超越这种观念的新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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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八月 08, 2006
对方舟子和傅新元两封公开信的初步比较分析(外一篇)
送交者: 比较分析 2006年8月07日09:29:25 于 [教育与学术]http://www.bbsland.com
对方舟子和傅新元两封公开信的初步比较分析
徐之阗
支持率:
根据方舟子自述,新语丝每天有四五十万人次的阅读量。相信对新语丝感兴趣的人,大都是所谓知识分子。 遗憾的是,在大张旗鼓喧嚷后,一个星期下来这次仅仅有三百来人签署此信,签名的比率千分之一都不到,可见方舟子的实际支持率了。这也证明了,大多数去浏览新语丝的人士,是报着看八卦新闻的心理,去看热闹的。
最让人惊讶的是,方舟子的公开的铁杆支持者中,最有知名度的所谓“知识分子” 邹承鲁和何祚庥,都拒绝在此公开信中签名。对此,想必这些已经签名的人对此结果会大失所望,甚至会有被弃置的感觉吧。
为什么邹承鲁和何祚庥都拒绝签署此公开信?邹承鲁先生和三百多位签名者的绝大部分相比,专业上应更有权威,为何不签名?这已经很说明问题。
与此相比,傅新元的公开信,仅仅在内部,通过电子邮件寄给他的生物学同事,收信人仅仅有三百多位科学家,其中一百二十位联署,收信者和签名者的比率超过三分之一。这在任何征集签名信的事例中,是非常成功的。
专业性和权威性:
方舟子的公开信牵涉到一个很专业的问题。有关专家的意见应当是一言九鼎。很显然,方舟子的公开信签名者中,几乎没有任何有关此案件的医学和法律专业的人士,大都是些基本群众。不可否认,大部分签名者的动机是支持科学打假。他们是出于义愤,而不是基于对专业问题的切实了解而签名。这也说明了方舟子已完全失去了有关专业人士的支持。
与此不同的是,傅新元的公开信纯粹是专业人士和众多权威科学家的的签署。因此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
民主过程:
方舟子的公开信是一人指导发令,大家盲从的过程。对公开信不可有任何质疑。而傅新元的公开信是在科学同事之间,经过民主讨论,反复酝酿修改,最后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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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的今天:1966年8月8日(录音)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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